张星烺(1889～1951)，字亮尘，中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地学家，中西交通史研究领域的代表人物。他曾执教于厦门大学、辅仁大学、北京大学、燕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高校，又与中国地学会、中德学会等学术机构来往密切。自1927年8月至1949年3月，除了一学年因病休假外，始终担任辅仁大学史学系主任一职。张星烺掌该系之发展长达二十余年，对学科发展、人才培养、课程设置的影响既久且深。辅仁大学史学系在二十世纪上半叶中西学术交流格局中占有重要地位，在现代学科的转型过程中也有自身特色，张氏作为长期主事者在其中扮演的角色至为关键。与其学术地位相比，学界的关注和研究十分不足。目前对于张星烺的研究主要是讨论其在中西交通史领域的成就，此外还有数篇回忆纪念文章，对于辅大史学系的个案研究，及张氏与史学系关系的考察尚付阙如。本文利用公开出版的文章、著作结合档案史料，探讨张星烺进入辅仁大学史学系因缘关系，并尝试对张星烺在史学论著中所反映的理念、方法加以梳理，考辨这些理念对辅大史学系课程设置的内在关联，从而使张氏在历史学科建设方面的特色、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地位更加清晰。
张星烺
一、张星烺入系因缘
辅仁大学史学系可以追溯到民国初年的香山辅仁社时期。1912年，中国天主教知识分子马相伯、英敛之上书罗马教宗，请派高才硕德之教士来华创设公教大学。1913年秋，在教廷明确回应之前，英敛之先在香山设辅仁社，招各省教中青年子弟十数人，专攻国学，旁及教会文献与史实之考订。1925年，在教宗庇护十一世(pope piusⅺ)倡导，美国本笃会(the order of saint benedictine)的协助下，北京公教大学附属辅仁社(又称国学专修科)成立，社长英敛之拟定《北京公教大学附属辅仁社简章》，使国文、历史、哲学三系规模初具。从为教中青年进修中国文史最初理念到专业学科的设置，辅仁大学史学系渊源有自。
1925年10月北京公教大学开学时，张星烺的父亲张相文曾有短暂任教的经历。张相文，字蔚西，是中国现代地理学的倡导者，1909年9月发起成立了中国最早的地理学术团体“中国地学会”，在组织、经费和出版等方面主持筹划。因与英敛之的关系，成为最早受聘北京公教大学国学专修科的主讲之一。与此同时，陈垣、郭家声、李泰棻、高润生等人文领域的著名学者也到校主讲，次年张相文、李泰棻去职，又有朱师辙加入。据《泗阳张沌谷居士年谱》称是年秋天，“英敛之先生与美国神父奥图尔等创立辅仁社，请先君在社中教课数月”。张相文在辅仁社的授课内容不可得知，联系到他曾应蔡元培之邀，在北京大学主讲中国地理沿革，并编写了考证历史疆域、行政区域和都市变化等内容相关的课程讲义，其在辅仁时的授课内容很可能与此相关。在早期校方刊物《辅仁英文学志》(bulletin of catholic university of peking)中，还有一段对张相文的英文介绍，提到他创办中国地理学会和编辑《地学杂志》的成就，及发现成吉思汗陵墓在学界引起的反响。尽管张相文很早便辞去了教职，因其在学界享有崇高名望，1929年的辅仁大学校董会名单上仍然在列。
当张相文为辅仁大学讲师时，张星烺正寓居青岛，编纂《中西交通征信录》(即《中西交通史料汇编》)。张星烺是理科出身，1906年后在哈佛大学和柏林大学学习化学和生理化学，1912年归国。除短暂从事化学技师和教学工作以外，他的志趣逐渐转向历史和地理方面，这种学术兴趣在留学时期已有所表现。1912年以前，他在《地学杂志》上接连发表文章，如地理学译文《地轴移动说》、美国博物学家评传《阿加息斯氏小传》，以及留学德国期间的游历见闻——《夏季欧洲旅行记》《德国旅行记》，文中有不少对德国人文、历史、地理的记述。在柏林留学时，张星烺还通过德国朋友介绍，从皇家图书馆借得亨利·玉尔(henry yule)译注的《马可·波罗游记》加以研读，“发愿译成汉文，介绍是书于汉土之历史地理学家”，回国后即专注于翻译工作，历时十余年始成。1920年间受蔡元培委派，作为北大国史馆特别编纂员前往日本。他后来回忆称，“在东京时，每有闲暇，辄往上野帝国图书馆查阅玉尔所引用之书。”1923年所译导言分期发表在《地学杂志》上，1924年《马哥孛罗游记导言》作为受业堂丛书之第一种出版，由中国地学会发行。他也在这一时期开展对中西交通史的中外资料的汇编和研究工作。
自1926年春英敛之去世以后，陈垣接任北京公教大学附属辅仁社社长一职。张相文、张星烺父子与陈垣关系密切，对后者的学术研究评价甚高，张星烺之所以能进入辅仁大学史学系，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这层人脉关系。透过中国地学会，张相文很早便与陈垣相识，对其国学根底大为赞赏，在他看来，“陈援庵垣精于考据，然于清代汉学家支离破碎者不同。所著如牟尼教入中国考、元也里可温考、元西域人华化考，搜罗宏富，抉择精详，于朝章国故，关系极巨”。1924年张相文还一度将地学会会务交给陈垣全权处理。张星烺与陈垣的初次相见，则是经英敛之介绍。1917年3月，张星烺在香山静宜园的见心斋养病写书，陈垣也在此时造访香山辅仁社，借社中课题撰写了第一篇古代外来宗教论文《元也里可温考》，社长英敛之便介绍二人相见。按陈垣回忆二人交游情境，“月夜无灯，相与攀谈于岩石湖边之下，甚乐也。”张星烺既与陈垣同辈，又同致力于中西交通史研究，经常砥砺切磋。据张星烺自述，“余每有问题，所答辄过余所望”，故陈垣对于《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的著成“多有献替”。又因陈垣在此领域的著述“材料宏富”、“言极精赅”，张星烺称他为“吾国现今最博洽历史考古著作家”。
在辅仁社正式开学前，张星烺致信陈垣，可能由于张相文受聘辅仁社的缘故，对于这所新兴的教会学校已有所注目，信中写道：“京中美国人将办一本笃大学，据云规模宏大，将延马湘伯为校长(按：此处应为英敛之)。烺在青已将三年，所编之书亦将告成，对于理工技术无多大兴味，拟回京择一相当学校有史地学门者仍从事写书，不知该新立学校有此类功课否?先生能为烺介绍否?”从中也可以看出，张星烺这时的兴趣已经完全转到史地研究，希望择一学术机构继续完成中西交通史料的汇辑工作。但他还未进入这所新立的教会学校，1926年9月即应邀南下，参与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的成立工作。
当时的厦大国学院主任为沈兼士，以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为样本，主张用科学方法研究国学，在文献研究之外进行考古实物研究。在首批确定的研究项目中，便有张星烺的“马哥孛罗游记”、“中西交通史”、“闽省姓族迁移史”三个研究项目，他还承担了国学院组织的《中古图书志》地理部分的编纂工作。1926年10月31日至11月3日，他参与泉州的访古调查，对这一“中古文化交换地点”抱有极大兴趣，根据考察做了题为“中世纪之泉州”的演讲，并把讲演稿整理成《泉州访古记》一文。同行的还有厦大同事陈万里、德国学者艾克(gustav ecke，一译艾锷风)。10月底沈兼士离厦回京时，张星烺代理其职务，后接任国学院主任一职。不过在给陈垣的信中，张星烺已流露出对国学研究院办理情形的失望：“此间情况不见甚佳，国学研究院的牌子已挂出，而内中并无的款办理一切。目下仅筹一种国学季刊而已”。信中提到的经费问题确实存在，值此之故，《国学季刊》(收录张星烺《中国史书上关于马黎诺里使节之记载》、《泉州访古记》两文)虽已编就，但实际并未印行。由于厦大国学院经费支绌，加之人事纷争，张也无久留之意。
1927年2月中旬厦门大学国学院停办，沈兼士几乎同时出任辅仁大学文学院的院长。张星烺也在此时动身回京，继沈兼士之后，8月进入辅仁，成为史学系教授兼系主任。9月辅仁大学已获教育部准予立案，正式开办，以本笃会神父奥图尔(george barry o’toole)为校长，陈垣为副校长，文学院下设国文系、外语系、史学系和哲学系，理学院、教育学院在筹划之列。作为直属于罗马教廷的天主教高等学府，又获得当时中国政府的认可，辅仁大学具备了前所未有的优势和资源。张星烺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进入辅大史学系的。在北大国史馆和厦大国学研究院这两所学术机构的任职经历，对张氏的学术发展历程无疑有重要影响，为其积累教学和研究经验，拓展人脉，对以后主持辅大史学系也有一定影响。
二、张氏学术理念与实践
张星烺受聘于辅大史学系既有人情因素，也因为他在专门领域的研究才华及与此紧密相连的史学理念，对于该系的起步和发展有推动作用。在进入辅仁大学之前，张已广收博采，将上起上古，下至明代的中国与欧、亚、非洲的物质文化交流史料汇辑成《中西交通史料汇编》，1930年作为“辅仁大学丛书第一种”出版，为中西交通史领域的学者提供了丰富的研究资料。这也与自香山辅仁社以来的学术传统相契合，由于宗教经历和信仰，英敛之注意对明清天主教文献的整理；陈垣在明清天主教的中文文献的收集和整理方面用力更勤；张星烺曾留学美、德，对西方文献记载最为熟悉。他延续并发扬这一学术传统，进入外国汉学家所擅长的中西交通史研究领域，并自觉接受西方先进的治学理念与方法。
由于学术分科日细，与历史学相互关涉的领域也愈多，尤其是中西交通史，本身包含民族迁徙，血统、语言、习俗之混合，宗教之传布，文字之借用，生物之移植等内容，要求研究者具备多学科的视野和方法。辅助学科的发达也是外国汉学研究的优点之一。冯承钧评陈垣《摩尼教入中国考》时便指出，“惟比较陈君与沙畹、伯希和二氏之撰述，陈君之范围较小”，“盖彼方有多数之德、法、俄、英、比、荷、义、匈等国学者研究之成绩，互相参考，又有波斯文、康居文、突厥文、梵文等语言专家，以相辅助，此等皆我国所缺乏也”。可见语言学等相关学科之重要与当时中国学者对相关学科掌握之不足。1941年在辅仁大学史学会的成立会上，张星烺做了题为“历史之辅助学科与基础”的演讲，阐明其学术主张。在张氏看来，“凡研究一种学问，除其本身应注意外，而各种辅助学科亦应注意之，以其能助理解，决疑难也，研究历史亦然”。他将历史的辅助学科分为天文学、地理学、生物学三种，并以地理学为基本。上述三种是基本科学，其他如人类学、民俗学等也是研究历史的重要学科。社会学、考古学、语言文字学是并等科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律学都是历史之辅助学科。这种提法与二十年代朱希祖对历史辅助学问的阐发有相通之处，不过，朱氏并未将天文学等自然学科纳入考量，也未将地理学摆在最基本的位置上。
在上列的辅助学科中，张星烺对地理学最为谙熟。这是由于他秉承蔚西先生家学，耳濡目染，自幼接受这方面的教育与熏陶。据他描述，“当时上海徐家汇土山湾天主堂出版之地理备说等书，(张相文)皆购置之，常于晚间命儿子阅地图，讲地理”。除了家学因素外，对于地理(尤其是域外)的关怀，也与中西交通史研究直接有关。他认为地理学是历史学最重要的基础，“历史学建造于稳固之地理学之基础上，而地理学又建造于地质学，气候学，人类学，以及其他之各种科学之基础上”。在研究和教学中他经常强调历史与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并自觉将地理因素纳入史学译著。自1937年开始，张星烺利用课余之暇，翻译德国学者哈兴额(hugo hassinger)的《历史之地理基础》(geographische grundlagen der geschichte)，1940年完成，作为中德文化丛书第十七种出版。在指导辅仁大学史学系毕业学生的论文题目时，张星烺想到中国古史上有甚多战争由于气候所逼而造成，便命学生搜查史迹按类编次，由他连贯成《中国历代战争与气候之关系》一文，阐明其中关系。在张氏的学术理念乃至实践中，史学与地学相辅相成，关系密切。对古代地理和方位的熟悉，对地理环境因素的注重，也有助于中西交通史的研究。
在地理学之外，张星烺还尤其重视人类学、考古学等方法对历史学的辅助作用。他在厦门大学国学院时，与俄国学者史禄国(sergei mikhailovich shirokogoroff)有短暂的共事经历，对史氏研究中国人种问题至为推崇，尝称研究中国人种，“史氏殆开其端”。通过阅读著作并与之交谈，张星烺了解到人种学中的人类学方法，其中依照人的面貌骨骼，可以确定各民族之互相关联。他服膺于这种研究方法，称“人性志与人类学方法，相辅而用，则民族枝派之分辨，或可得其真确情形也”。由于搜集中西交通史方面的材料多年，注意到葱岭以西的人群入籍受华化的故事，张星烺提出“中国人种中，有西方印度日耳曼种人”的设想，并利用体质人类学和民族志方法细致考察中国古代人种问题，以“补吾友史禄国之缺点”。1929年先在东方考古学协会讲演会上报告，后写成《中国人种中印度日耳曼种分子》一文发表。受厦大国学院重视考古发掘和实地调查的学风影响，张氏对考古学作为学术研究方法的意义也颇为重视。他在“中世纪之泉州”的演讲中，阐述了考古学与史学的关系，“谓考古学之于古代历史，犹地质学之于古代地层史。考古学家搜罗古物，参观古迹，亦如地质学家发明地层构造之学说然，常能对于古史有别开天地之见解”。
多年学习和从事自然科学方面工作的经历，也使张星烺重视历史的科学问题。因为在昔日所读的化学、物理等科中皆有算学方程式，可以推算各种问题之结果，有各种定律可以解说一些事实，转向史学研究后，他也试图在史学书中寻求一种类似的哲理定律。他提出研究历史变迁中的地理、气候等自然因素很可能与此有关。事实上，自梁启超首倡“新史学”以来，史学的科学化便内在于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的理念中。1902年，梁氏在《新史学·史学之界说》中明确提出史学研究“人群进化之现象”，“求得其公理公例”，他又通过不断的写作和讲演活动努力将历史学发展成“科学”。其中《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为张星烺所购读，1923年张氏写有书评指出该书在西文材料征引、历史年代判定等方面的谬误，表明“惟史地学亦为切实科学(concrete science)之一种，与天然科学(natural science)相仿，皆注重事实(facts)与证据(proofs)”。在他看来，科学是建立在实证的基础上，探寻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也是考订史实与综合分析的基础上，不能抛开历史证据，“如报章杂志上之论文，可以信口开河也”。在厦大国学院成立大会上，他发表演说，也强调欧西各国对于一切事物，无不悉心研究，力求明确，对于中国之事，尤考求不遗余力，故应用西方调查、实验、实证分析等科学方法来研究国学。可见张氏对于史学研究中的科学和规律已有自觉意识，并落实到具体的实证研究中，但这些想法仅散见于各种文章和演说中，并未形成系统完整的论述。
张氏对于历史与地理、人种、科学关系的理解，无不体现西方史学理论和方法的渗透。尽管他在历史地理方面，未尝受到异域之传，但自留学时候起便关注西方学者所从事的汉学研究工作，重视与西方学者的沟通交流，吸取他们在汉学研究上的优长。《马哥孛罗游记导言》刊发后为法国工程师、地学家沙海昂(antoine henry joseph oharignon)所得，便引为同道。张星烺在青岛编中西交通史料时与他有信函往来，后来到北京，在沙氏家中发现藏书甚多，对其学问精神敬佩不已，又盛赞其晚年所做的马哥孛罗游记注释三册，“注释较之以前法国人鲍梯(pauthier)及英国人玉尔(yule)，颇有独到之处”。三十年代中期，德国波恩大学东方学院院长保尔·卡莱教授(paul kahle)将阿里·阿克巴尔的波斯文名著《契丹志》(khitayname)全文译为德文，并通过当时已为辅大教员的艾克，找到在中国研究历史地理又通晓德文的张星烺。从1934年到1936年间张氏与卡莱保持书信往来，讨论翻译和材料问题。张氏此前已从俄国学者布雷特施奈德(e.bretschneider)的《中世纪研究(mediaeval ｒesearches)中略知此书，但始终未能得见原本。在辗转得到《契丹志》的德文译本后，他将书中二十章内容择要译出，先期发表在《地学杂志》上。由于在中西交通史领域的专长，1937年波恩大学还请其前去讲学。
张星烺还是中德学会(deutschland－institut)的长期会员，1941年初参与会刊《中德学志》的编辑工作，成为主要撰稿人之一。1933年，中德学会创立于北平，辅仁大学也在该年转由德国圣言会(society of the divineword)接管。由于位置相邻、人员往来频密，三四十年代两所学术机构之间联系紧密。首任会长谢礼士(ernest schierlitz)的主要公职是辅仁大学图书馆馆长，后继者福华德(walter fuchs)也为辅仁大学聘请，编辑出版耶稣会的地图册《康熙朝的耶稣传教地图》(der jesuiten－atlas der kanghsi－zeit)。傅吾康(wolfgang franke)自1939年秋在辅仁大学参与司徒资(joseph stulz)教授关于历史研究方法论的英语讨论课，1945年到1946年间又在辅大史学系有教学任务。福华德、傅吾康和艾克等德国汉学家在北平形成紧密的学术圈子，由于在中德学会和辅仁大学都身兼要职，张星烺也进入了这一圈子。这种联系使张氏可以及时了解西方尤其是德国学术文化的动态。
张星烺至少掌握英、德、日三门外语，对于英语、德语文献尤为精通。在继承乾嘉治学方法的基础上，打破传统治学方法仅限于以中文资料比证中文资料的格局，从西方学者的著作及与他们的交往中发现西文资料，又能运用西文资料与中文资料相互证明补充，这是他与陈垣治学路径的不同所在。作为中国第一部中西关系史料辑注，《中西交通史料汇编》每册皆列举中西书籍上所载之相互关系，大量摘译玉尔、布雷特施奈德著作的资料，并参照中文资料对人名、地名等进行考证。他在完成《马哥孛罗游记》的翻译工作时，也曾总结到，“常将西人研究与吾国史书互相参证，辄觉西人之说有理。徇其理而旁证之，时能得有新证据，足以阐明西人之说者。又西人之说，谬误之处，间亦有之，翻译之时，参证中国史书，据实改正者，亦时有之。”由此可见张氏对于中西不同体裁的史料的熟悉和掌握程度，以及对教内与教外典籍互证方法的自觉。
作为中西交通史研究领域的先进，张星烺关注并借鉴了西方学界的诸多新思路和新成就，强调多种学科(尤其是地理学)与历史学的密切关系，并广泛搜集和运用中外史料进行比勘互证；受自然科学训练的影响，他力图在历史研究中贯彻科学和实证的原则，在考订史实、分析综合的基础上，获得对历史发展的规律性认识。上述学术理念也反映在张星烺教学和研究的实践中，对辅大史学系的教学导向、课程设置有决定性的作用。
三、史学系课程设置及其特点
早在香山辅仁社时期，英敛之便设置课题使青年子弟引据经典，研究与中国天主教史相关的诸问题，但当时尚未对教中青年进行系统的史学训练。1925年，在英敛之和陈垣共同拟定的学科大纲中，史学系计划开设中国通史，中国文化和文明史，中外关系史，断代史分析批评研究，中国政治、社会、经济史分析批评研究，史学研究，中国艺术和建筑史，中国历史地理等课。不过，这份教育大纲中并无教员、学分、年级等更为详细的课程信息。现存较早的辅大史学系课表登载于1930年的《辅大校刊》上，体现了从第一学年至第四学年完备的课程设置：
第一年：史学通论(朱希祖，2学分)，中国学术史(尹炎武，2学分)，中国史(秦以前)(张星烺，3学分)，西洋史(genadius diez，2、学分)，地理学概论(谌亚达，1学分)，世界近世史(李佑金，2学分)，英文，德文法文或日文，逻辑学。
第二年：中国史(秦汉)(余嘉锡，2学分)，中国史(魏晋南北朝)(尹炎武，2学分)，西洋史(genadius diez，3学分)，文字学(沈兼士，2学分)，目录学(伦明，1学分)，中国近百年史(朱希祖，2学分)，英文，德文法文或日文，认识论。
第三年:中国史(隋唐五代)(瞿宣颖，2学分)，中国史(宋辽金元)(张星烺，3学分)，西洋史(genadius diez，3学分)，史学研究法(陆懋德，2学分)，中国史学名著评论(陈垣，2学分)，历史的地理(柯昌泗，2学分)，金石学(陆开钧，2学分)，考古学(陆懋德，2学分)，德文法文或日文。
第四年:中国史(明清)(柯昌泗，2学分)，东方史(方壮猷，3学分)，中西交通史(张星烺，3学分)，近世中国外交史(刘彦，3学分)，西洋史(续)(genadius diez，2学分)。
由上可见，中国史和外国史课程是辅大史学系教学构成中重要的部分。中国史又以古代史为要，分为秦以前、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辽金元、明清六段，四学年完成，现代史由“中国近百年史”和“近世中国外交史”构成，共计19学分。世界史主要由“西洋史”构成，分段讲授，该年由西班牙籍教授狄希纳(genadius diez)一人独立承担，此外还有“世界近世史”和“东方史”两门，共计16学分。从学分构成上看中西并重，使学生对本国与外国各个时代都有深入且通贯的认识。为求对史学主体的认识，开设“史学通论”“史学研究法”和“中国史学名著评论”等史学理论课程。在辅助性学科方面，有“地理学”两门，“考古学”“金石学”各一门，还开设“文字学”“目录学”方面课程，以培养学生释读古代文献的能力。作为学术的必备工具，外语能力是史学系、国文系应当重视的一个环节，英文被列为必修课程，德文、法文和日文开设选修课程。
依据《辅仁大学学则》的有关规定，这份课表很有可能出自系主任张星烺之手。这时在辅仁大学兼课的朱希祖，已任北京大学史学系主任多年，制定并实施了新课程大纲。他将史学系课程分为中外通史及断代史、专门史、基本科学、辅助科学、史学史及史学原理、外国语六大系统。这种制度实施后，国内公私立大学史科，纷纷仿行。通过比对也可发现辅大史学系与北大史学系所开设的课程颇为相近。尽管无直接证据表明张星烺对朱希祖所订课表的参考，不过以他和朱希祖的私人交谊，及北大史学系课程大纲的影响力，他对此必有所知。随着1931年初朱希祖辞去系主任一职，北大史学系的课程设置也发生了重大变化。辅大史学系却将这种制度保持下来，三四十年代的课程设置较原初又有了很大的扩张，呈现出以下比较鲜明的特色:
其一，在教学门类上重视历史上的中外关系，设有“中西交通史”及与之相关的课程。在1920年教育部颁布的大学令中，历史学门中国史及东洋史学类，并没有将“中西交通史”列入其中。国内研究学者又相对较少，作为一门专门化程度较高的课程，并非一般教员都能胜任。由于没有制度和人员的保证，它的开设往往时断时续。辅仁大学重视这方面的教学与研究，是有其传统的。民国初年英敛之设香山辅仁社时，所拟习题就有“太古中西同源考”“景教碑考”“元也里可温考”“清四库总目论教中先贤著述辨”等，使教中青年引据儒家经典阐发天主教义，或从教会与教外典籍中追寻中国天主教的史迹，成为辅仁大学学生探究中国天主教史、中西交通史的先声。
张星烺的加入为辅仁大学史学系设置此类课程提供了人员保证。他在厦门大学时就已开设了“中外文化交通史”和“南洋各岛史”两门课程，前者讲授中外文化交互之关系及其经过，并从各种科学方面证明之，后者讲授南洋各民族之来源、风尚及其东西各国文化交通各方面之关系及过程。1927年之后，他把这两门课程带到辅仁大学史学系。除了教授“中西交通史”，还负责中国史的秦以前和宋辽金元部分，以及“南洋史地”“欧化东渐史”“四裔传研究”“中国历史的地理”等课程。中西交通史的讲授在国内具有相当创新意义，引起史学界的重视，北平各校史学系纷纷相邀讲授此类课程。张星烺还为“中西交通史”课编写了讲义，内容大体取材于《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一编“古代中国与欧洲之交通”；作为中西交通史之续，“欧化东渐史”的课程讲义更为精要，分为“欧化东传之媒介”“有形欧化即物质文明之输入”“无形之欧化即欧洲思想文明之输入”三章，自1933年初版后多次再版。1946年，方豪也曾应辅仁大学史学系之聘承担“中西交通史”课程任务，第二年又开设“南亚史”“考古学”“中国宗教史”等课。
《中西交通史料汇编》
其二，注意开设与历史学相关的辅助性学科，如地理学、人类学等课，作为历史学之深造必不可少的学术训练。就历史地理而言，由于研究这门学问的人不多，也不是当时各大学普遍开的课。不过，辅仁大学史学系很早便设有“地理学概论”和“历史的地理”两门必修课，到系任教的都是精研地理学的代表，不少还是中国地学会的会员。按1933年“地理学概论”课程说明，该科教学之主旨“在于概括的阐明人类活动与自然环境相关之理法，予学者以地理学之基本智识与门径，及课外自由研究之机会”；该科关系之重要“盖因历史之研究，必须籍地理以作基础，过去时代人类文化之进展，多有地理的背景，以地理解释历史，实为历史研究之一种新趋势”。“中国的历史地理”则讲授历代地理知识，提出和研究“地方区划之沿革(割据与封建附)、各都邑及军事重镇之建置兴废、名山与大川(名称之改易，水道之变迁)、边疆与四裔”四项专门问题。取材除正史地志及一统志外，兼及各地方志，并唐宋以来诸家考订校释地理之作。该年，“地理学概论”课由王庸负责，“中国历史的地理”课由谭其骧主讲，在辅大史学系就读的史念海便选修了“中国历史的地理”一课，初次接触到历史地理学专门学科。
作为研究历史的重要科学，人类学、民俗学方面的课程大多由外籍教员承担。张星烺与史禄国私交甚好，1932年他把正在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任教的史禄国请到系里，开设“人种学概论”等课程，“讲授人类科学之分系，人群之划分，人群之纪述，人种单位之性质及其功用”。1944年文科研究所增设人类学部之前，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等课程大多在史学系或研究所史学部开设。史学部成立于1937年，以张星烺为主任，自第二年开始辅大校务长雷冕(ｒudolph ｒahmann)讲授人类学课程。雷冕是德籍圣言会神父，维也纳大学及伦敦大学哲学博士，曾任《人类学杂志》(anthropology)总编辑。1939年他还创办了人类学研究会，作为隶属于史学研究所科目之一，“研究对象大别分为二类:(1)人类学研究方法学(2)由历史人类学观点研究不同地理区域内之人类文化生活包括宗教，艺术，风俗，社会，经济等项。”引入其他学科的知识和方法，指导学生作专门领域的高深研究，实际也推动了历史学教学和研究的繁荣。三十年代末至四十年代，史学系及研究所史学部的人类学、民俗学课程日渐丰富。
其三，为引导学生达到更高的研究目标，开设史学理论和方法课程，使西洋史学方法和中国传统治学方法并存。一方面介绍西方科学的分析方法，如“历史学原理”一课，分为历史学的性质与任务、史源学、历史学的辅助科学和历史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的关系、欧洲近代通行的几种历史观四个部分，由姚从吾主讲。姚氏曾在德国柏林大学进修，从汉学家福兰阁(otto franke)、海尼士(erich hnisch)专治蒙古史。他在辅大讲授“蒙古史研究专题”以外，还向学生介绍西方史学研究状况，传授西方知识理论和经验。德籍教授司徒资也长期在欧美地区从事历史哲学、历史研究法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他向史学系本科生介绍西洋历史演进的程序，特别注重一些重大史事，及其所以重要的基因；对于研究生，他极力介绍研究历史的科学方法，使他们能在考证史实的基础上，建立有系统的历史。他在研究所史学部开设的“西洋史学方法”一课，意在“指示历史为一种科学而非艺术，阐明其特殊的及普遍的对象。并探讨与是项对象有关之各种心理问题，最后根据心理的认识论讲授解释东西历史之方法。”
另一方面，史学系也存在以陈垣为代表的旧学根底深厚，重视实学不重疏通的一派。陈垣在辅仁大学史学系为本科生开设多门学术研究方法和理论课程，如“史源学实习”“中国史学名著评论”“中国史学名著选读”，也为研究生开设“清代史学考证法”一门。按1933年的一份课程说明，史源学课程“择近代史学名著一二种，逐一追寻其史源，检照其合否，以练习读一切史书之识力及方法，又可警惕自己论撰时之不敢轻心相掉也”。姚从吾“历史学原理”的课程说明中也有“史源学”一项，可见此原则原理对历史初学者的重要性，不过姚在讲此类课程时推崇兰克学派，以德国学者伯恩汉(ernst bernheim)的著作为主要依据。陈垣的“史源学”课程则融中国的目录、版本、校勘、避讳、年代等多种学问为一体，使学生接受考证基本功的训练，所用课本有赵翼《廿二史札记》、顾炎武《日知录》等。由于中国传统治学方法就包含了西方的实证方法和科学精神，这两种课程在一定程度上有相通之处。它们能在辅仁大学史学系并存，也与系主任张星烺的学术理念及实践密不可分。张氏既深悉中国之史学与地学传统，又对西方史学理论、科学方法宽容地吸收，既能进行具体的史实考证，也能把握历史发展的规律或脉络。故在其主持下，辅大史学系的学术研究方法课呈现出独具一格的风貌。
还要提到的是，史学系重视课外的学术探讨活动，通过组织学会推进史学的教学和研究。除了上述的人类学研究会以外，1941年4月25日校长陈垣、教务长胡鲁士、系主任张星烺还发起成立了辅仁大学史学会。张星烺、陈垣二人曾参与朱希祖发起的中国史学会的筹组和各项事务，有学会组织方面的热忱和经验。辅仁大学史学会起步虽晚，但久有计划且目标甚高，“中外史学界巨子荟萃一堂”，“藉以有系统的沟通世界文化”。该会由陈垣领导，史学系教职员、研究生和本科二三四年级学生组成，以教师讲演和学生报告为主要活动。专题讲演由文史学科的教员轮流担任如陈垣讲“官书与史书”，张星烺谈“历史之辅助科学与基础”，余嘉锡谈“论治史学当自出手眼”，牟润孙讲“拓跋晃与崔浩”，柴德赓讲“宋代宦官参预军政”，沈兼士论“近三十年来中国史学之趋势”等。这类讲演或是发表对某一历史问题的研究成果，或是提出历史研究中应该注意的问题，或是总结中国史学发展的趋势，对于开拓学生视野，激发学术探究兴趣大有裨益。与此同时，学生会员在每次开会时还要报告近期读书心得，其自主学习和研究的能力也在这一过程中得到提升。
从史学系的课程设置来看，张星烺在人才培养上不仅注重学科基础，更重视学生研究分析的能力。中西交通史课程主要由张氏一人独挑大梁，它的开设几乎从未中断；地理学、人类学等张星烺所注重的辅助学科，都由该领域有精深研究的中外学者主讲；史学理论和方法课以传统考据为背景，融合西方实证方法，既能适应史学科学化的潮流，也继承发扬了乾嘉朴学的治学方法；史学会的设置切实推进了教员与学生之间的交流，提升学生研究历史的兴趣和能力。在这种学科体系之下，辅仁大学培养出一批著名的历史学者，如史念海、乔明顺、尹敬坊、刘乃和、史树青、来新夏、李瑚、刘家和等。他们日后的学术成就，与这种培养模式有很大关系。
结语
在20世纪上半叶，像张星烺主持史学系长达二十余年的情况并不多见。这一方面是由于与校长陈垣亲密的学术交往和私人友谊。自1917年两人初次相见，即引为学术同道。陈垣对外来宗教史有极精深的研究，并为中外学人所推服，但他从未在辅仁大学史学系开设该类课程，仅讲授中国传统史学著述和方法，与中西交通史有关的课程都由张星烺独立承担，足见陈对张的信任和两人的默契配合。另一方面，也和该校的学术资源和氛围密不可分，曾在北大国史馆任编纂员的张星烺称，“北大党派意见太深，秉事诸人气量狭小，其文科中绝对不许有异己者”，又“几成为政治运动专门机关”。延续北大国学门班底的厦大国学院，人事上存在错综复杂的矛盾，经费上常有掣肘，也不是他理想的学术机构。与之相比，辅仁大学作为带有西方背景的教会大学，对外学术文化交流活跃；校内不存在像北大、厦大那样的派系与门户之争，又对国内政治运动介入较少，可以做纯粹的教学和研究工作。
长期担任辅仁大学校长的陈垣对该校文史之学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不拘一格为文史两系延揽人才上。这是以往论者比较注重的面向。唯其在学术上以考订中国史籍为根本，由于语言的局限对于域外材料极少涉猎，对输入西方史学也无太大兴趣，在沟通中西学术方面似乎不如张星烺积极。由于在欧美学习自然科学的教育背景，张推论学问，搜求文献都极为注重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他对西方汉学的熟悉程度，以及对西方学术的接纳和包容，为辅仁大学史学系教学和研究开辟了新境。作为史学系教授，他能将所精研的领域与课堂教学相结合，《中西交通史料汇编》及与中西交通相关的大学课程在学术拓荒期均有典范意义；作为系主任，凡他所重视的辅助学问、学术理念也都能延请国内外学者名师到系讲授。从这个层面上说，辅仁大学文史学科的发展固然与校长陈垣密切相关，如果没有张星烺的理念与实践，一种反映时代潮流的课程体系是不可能建立并长期保持下来的。
张星烺努力介绍西方的工具、资料和方法，从事西方学界感兴趣的领域和问题，来促进中国史学的发展，这一做法也有学术史的特殊背景。自20世纪20年代起的中国学者，大多有“把汉学中心夺回中国”的想法，张氏在《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的序言中称其十多年辛勤治学的动力是有慨于中国学术之落后，“中国史地西洋人且代吾整理”的现状。要与西方、日本学者争胜，就必须进入他们所擅长的领域，不仅在研究领域上把握国际学界的关注点，而且在方法和工具上同步。辅仁大学史学系诞生于这种与西方汉学争胜的历史语境，自起步时便制定了崇高的理想目标，倚赖大学的便利条件，在与海外学术的融汇和沟通中提升中国学者的研究地位。中国现代学术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西方汉学界与中国学界互动的结果。张星烺居于其间既是受益者也是实际推动者，凭借深厚的国学基础，丰富的治史经验，将西方学术介绍到中国，在中国学术的现代转型中有重要的意义。
(作者：李乐，来源：《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2018年第2期，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