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后至北伐前夕，全国教育界风潮不断。北京地区高校众多，这一时期北大、北高师（1923年起改北师大，以下不另作说明）、医专、美专、农专、女高师等校相继发生风潮，此起彼伏。在频繁发生的学界风潮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因为校长问题引起的，1920年北高师校长风潮是其中影响较大的一次。1920年11月，北高师校长陈宝泉向教育部提出辞职；教育部批准后，委派北大教授陶孟和接任。北高师学生为争取陈宝泉留任，拒绝陶孟和就职，成立“挽留陈校长委员会”，并责成自治会维持秩序。几经波折之后，陈宝泉留任未果，陶孟和亦未成功接任，因此出现北高师校长空缺情形，酿成一次声势颇大的校长风潮。最终由教育部佥事邓萃英代理校长职务，风潮方告平息。
此次北高师校长风潮牵涉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不仅涉及北高师、北大两大名校，而且与陈宝泉、陶孟和、蒋梦麟、范源廉等众多教育界名流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既有研究对此次风潮已有所论及，但由于核心史料的缺失，相关论述仍较为表浅，其中陈宝泉辞职之缘由及教育界相关各方对此事的态度尤为模糊不清。
民国初年，浙江籍的章门弟子在北大、北高师乃至整个北京教育界都有着重要影响，钱玄同为其中的佼佼者。钱氏当时任教于北高师、北大两校，临近此次风潮的漩涡中心，属于近距离的观察者。1920年11月28日，钱玄同在致周作人函中述及此次风潮背后复杂的人事关系，对深入了解1920年北高师校长风潮有着重要价值。然而函中满篇暗语，长期以来未获正确解读，迄今为止未见相关研究者引用。本文拟通过对此函相关内容的解读与分析，展现钱玄同笔下的1920年北高师校长风潮，为深入考察此次风潮提供一个新视角；并通过 剖析此次风潮，加深对这一时期频繁发生的校长风潮的认识。
钱玄同
一
1920年11月28日钱玄同致函周作人，该函全文篇幅甚长，与此次风潮相关者节录如下：
茶室主人“蔡——蔡——蔡——先生”为黄炎培之仆人高平尚书所逐，此亦常事。忽然老洛伯要去接盘，于是三天以前到校视事，大家拿关门的肉汤请他吃，大有夏寿康到湖北去做省长之象。可是心还不死，听说该洛伯公日内正与群英会中计之某公，及“古已有之”公三人协商怎样接盘的办法，岂不可笑！“读书人不近”和“年纪小的钓鱼人”现在颇觉悟“古已有之” 公之难信了，此亦大好之事。
从内容看，这段不足两百字的信大体包括三个小段落，涉及九位主要人物。其中，除黄炎培、夏寿康外，皆为暗语代指。这些暗语，有些相对浅显易懂，有些颇为费解，反复探究，始得确证，明了函中所谓何事。
第一段落，即“茶室主人‘蔡——蔡——蔡——先生’为黄炎培之仆人高平尚书所逐，此亦常事。忽然老洛伯要去接盘，于是三天以前到校视事，大家拿关门的肉汤请他吃，大有夏寿康到湖北去做省长之象”一段。这一段落的突破点在于“高平尚书”。1920年8月16日，钱玄同在致周作人函中论及中央教育行政时称：“希文尚书，本初侍郎的事，我也懒得去理会。我觉得本初也可，潜庵也可（潜庵有二，盖‘致中和’也——原注），霸先也可。” “本初”为东汉末年袁绍的字；以“潜庵”为号的历史名人有南宋的辅广和清代的汤斌，“致中和”语出《中庸》,钱玄同特意加上注语，以示其所谓之“潜庵”指汤斌而非辅广；“霸先”则指陈霸先。由此可见，钱玄同在致周作人函中有借著名历史人物的名、字、号指代 现实人物进而议论时事的习惯。查“希文”乃范仲淹的字，“高平”为其别号，可见“高平尚书”当为范姓之人。此外，“尚书”“侍郎”应为总长、次长层级官员的代称—— “希文”为“范”,“本初”为“袁”,正好与时任教育总长范源廉、教育次长袁希龄相合（“潜庵”当指当时在教育界甚为活跃的汤尔和，“霸先”则指时任北高师校长的陈宝泉，因与本文主旨无关，不再赘述）。因此基本可以推定，钱玄同所谓的“高平尚书”指代的是范源廉。
钱玄同与周作人所论之事涉及教育总长，可见事态不小。查此数日间全国范围内教育界发生的大事，正是北高师校长风潮。以1920年11月北高师校长 风潮与函中所述内容相比照，情节基本一致。据此可以初步猜测，遭驱逐的“茶 室主人"疑为陈宝泉，而接盘却吃了闭门羹的“老洛伯"则可能是陶孟和——正如1920年12月2日的《北京大学日刊》中“陶孟和启事”所刊：“启者孟和于上星期一得教育部委任为高师校长之令，今以该校学生挽留旧校长，拒绝继任者就职，已致辞职书于范静生总长矣。”可见函中所谓“到校视事”中的“校”当系 指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从时间上看，11月23日教育部发布训令，命陈宝泉为普通司长，陶孟和（履恭）任高师校长;钱玄同该函写于11月28日，函中所谓 "三天以前"则为11月25 日。11月23日得到委任的陶孟和完全可能在25日到北高师视事，从时间上看，亦基本吻合。所谓“夏寿康到湖北去做省长之象”, 是指同年发生的夏寿康被北京政府任命为湖北省长后却因湖北督军王占元的反对而赴任受阻一事。陶孟和接任北高师校长被拒与夏寿康的境遇情节类似，故钱氏有此一说。尽管如此，“茶室主人”指代陈宝泉、“老洛伯”指代陶孟和 还只是猜测。《老洛伯》为胡适的第一首白话译诗，钱玄同有无用“老洛伯”指代胡适的可能要解决这一疑问，并将前面的猜测确凿无疑地坐实下来，还需要进一步的证据。
这一时期，钱玄同在其他信件中也透露过“老洛伯”身份的蛛丝马迹。1921 年1月11日，在致鲁迅、周作人的信中，钱玄同称：“初不料陈、胡二公已到短兵相接的时候！照此看来，恐怕事势上不能不走到老洛伯所主张的地位。”所谓 “陈、胡二公”，系指陈独秀和胡适，钱玄同此处将陈、胡和“老洛伯”并提，可见 “老洛伯”不可能指胡适。同年1月29日，钱玄同在致胡适函中亦道：“与其彼此隐忍迁就的合并，还是分裂的好。要是（指《新青年》—— 引者）移到北京来，大家感情都不伤，自然可移；要是比分裂更伤，还是不移而另办为宜。至于孟和兄停办之说，我无论如何，是绝对不赞成的；而且以为是我们不应该说的。”综合此二函内容来看，皆与陈独秀、胡适围绕《新青年》的分歧有关。其中“老洛伯所主张的地位”,恰好与“孟和兄停办之说”相呼应，由此亦可佐证“老洛伯”当指陶孟和。
此外，“茶室主人”为陈宝泉亦有较为确凿的证据。1920年9月20日，钱玄同在致周作人另一函中称：“我今天当往成均去取。茶室一册，当为代送也。”所谓“成均”系特指北京大学，与之对应的“茶室”当为钱氏所任教的另一所学校，即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而“茶室主人”自然指的就是时任北高师校长的陈宝泉。有趣的是，钱玄同在“茶室主人”之后加有“蔡——蔡——蔡——先生”一语，从字面上看，应是钱玄同对其说话语速慢、略带口吃症状的调侃。据1935 年北平《大学新闻》所刊《陈宝泉和师大》 一文称：“陈（宝泉）先生说话很慢，有时加上一点口吃，又似唱戏余音一样，听着很有趣味。”从学生的记载中可以看出，陈宝泉确实有些许口吃，恰好与钱玄同笔下“茶室主人”的言语特征若合符节。“老洛伯”和“茶室主人”的身份既定，则钱氏此函中所讨论事件为当时爆发的北高师校长风潮无疑。
第二段落，即“可是心还不死，听说该洛伯公日内正与群英会中计之某公，及‘古已有之'公三人协商怎样接盘的办法，岂不可笑！"一段。此段的关键在于“古已有之”公。所谓“群英会中计之某公”，字面之意指汉末三国时期的蒋干，实指代五四后替蔡元培出长北大的蒋梦麟；而“古已有之”公究竟指谁，颇难断定，成为读通第二段落的关键。综合相关史料看，此处钱氏当是代指时任北大教授、在北京教育界十分活跃的马叙伦。
1918年12月11日，钱玄同致鲁迅中的信中附其作《读书小记补》8则。其 内容或为中西器物、风俗之考辨，如：“今远西人多被布于其躬，厥名曰衣。考《易·系辞》传曰：‘黄帝垂衣裳而天下治。’是神州古已有此物也”；或为今朝形制之溯源，如：“国朝定制，率土之民当垂发辫。案此事古已有之。《宋书》中有《索虏传》,余尝详考，知即辫发。以此知本朝垂辫之宏规，盖有所自”。诸如此类，每则均围绕“古”字做文章，所论各项事物均为中国“古已有之”。
然而，《读书小记补》所阐发的“古已有之”观念并不符合新文化运动时期钱玄同的思想主张。仅从其后钱氏与鲁迅的信函中观琉璃厂店家放火烧东西时 连称“国故万岁！昏蛋万岁！！ kuso（粪——引者）万岁”所展现的态度来看，这一时期他对于“国故”非但不推崇，甚至相当鄙夷。可见他一反常态地作《读书小记补》,并非向鲁迅展示自己的治学心得，而是意有所指，不能简单从字面上了解。
巧合的是，马叙伦于1918年10月7日起在《北京大学日刊》连载《读书小记》,至钱氏作此函时已达49篇之多。1920年8月16日，钱玄同在致周作人函中称：“不过像《读书小记》一类的研究，简直可以批他两个字曰fang p'ee（放屁——引者）”。他在此直言不讳地表达其对马叙伦连篇累牍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刊载《读书小记》的不屑和鄙夷。综合这些材料，大体可以推断，钱玄同作《读书小记补》应是在刻意模仿马叙伦《读书小记》的笔法，故意论述一些粗俗滑稽之事，作为对马氏好发“古已有之”论的国粹情结的某种揶揄和调侃。因此，钱玄同函中所谓“古已有之公”,最大的可能应该是暗指马叙伦。
第三个段落，即“‘读书人不近'和‘年纪小的钓鱼人'现在颇觉悟‘古已有之'公之难信了，此亦大好之事”一段。第二段落厘清“古已有之”公后，此段“读书人不近”和“年纪小的钓鱼人”皆为表面字谜，相对比较好理解。所谓“读书人”即“士”，“不近”则为“远”，连起来便是“士远”，系指“三沈”中的沈士远；“年纪小”即为“幼”，“钓鱼人”即为“渔”，连起来便是“幼渔”，系指“二马”的马裕藻（字幼渔）。
经过一番抽丝剥茧功夫，剥去暗语的外衣，钱玄同致周作人此函的相关内容大体可以“转译”如下：
陈宝泉为黄炎培之仆人范源廉所逐，此亦常事。忽然陶孟和要去接盘，于是三天以前到校视事，大家请他吃了闭门羹，大有夏寿康到湖北去做省长之象。可是心还不死，听说陶孟和日内正与蒋梦麟、马叙伦三人协商怎样接盘的办法，岂不可笑！沈士远和马裕藻现在颇觉悟马叙伦之难信了，此亦大好之事。
二
此函相关内容读通之后，钱玄同对于1920年北京高师校长风潮看法也就一目了然。可以看出，这段不到两百字的内容信息量相当之大。对该函的成功解读，为考察这一时期教育界风潮错综复杂的背后因素留下宝贵的线索，使得探讨教育界相关各方包括江苏省教育会、章门弟子及马叙伦等与此次风潮的联系成为可能。
关于此次风潮，陈宝泉在《五十自述》中回忆称：
予于高师学校感情最洽，职教员学生对予亦然。予之去职，在校全体学生之挽留不计外，毕业生之通电挽留者六百余人，几及全数，予亦不知予有何长可以如此感人也。九年冬，任教育部普通司长。
时过境迁，心平气和，作为当事人的陈宝泉留下的记载波澜不惊。
陈宝泉
回到1920年底此次风潮发生之时，情况大不一样。关于此次校长风潮爆发的背后因素，当时已有各方的陈述和往来辩驳围绕陈宝泉辞职之缘由，既有当事者的自白，诸如陈宝泉“辞职之宣言书”、蒋梦麟的《说明北京高师事件经过之事实致陈宝泉先生书》、范源廉的《对教育界之对话》;亦有报刊对此事件的持续关注，1920年底上海方面的《申报》《民国日报》等刊载了多篇跟踪报道。
1920年11月28日，《晨报》刊载《高师校长陈宝泉辞职之宣言书》，陈宝泉认为“改良高师要有改良高师的资格能力”、“改良高师要有改良高师的体力”，从这两个方面表明自己无法胜任高师校长一职；并认为此事已经定案，“教育部令不能收回成命”。陈氏将这三点作为其此次“决意辞职”的三大理由。然而，这一宣言未能消除外界对于陈氏辞职内幕的种种猜测。1920年12月1日，《申报》“北京通信”栏目下发表署名“白素”的《北京高师风潮近讯》一文，称：
高师风潮，在二日前，学生方面一致主张挽留，乃陈筱庄（即陈宝泉——引者）君辞意甚坚，除师范改为大学外，无转圈余地，并于昨日发出宣言书一通，以“师范改并”“暗潮甚烈”“身体赢弱”为理由，其言外尚有苦衷，当指外面之攻击也。凡校长辞职，教职员总有一种之表示，而此种表示未曾发见于高师校之教职员，此甚可玩味者也。
除“身体羸弱”外，“师范改并”“暗潮甚烈”两点与陈氏辞职“宣言书”并非完全吻合。然而综合各种资料看，“白素”的说法并非无中生有、凭空捏造。所谓 “师范改并”，一则是北高师与北大合并的构想，二则是北高师改为大学的提议。前者牵涉北高师与北大的关系，可参见前引蒋梦麟《说明北京高师事件经过之事实致陈宝泉先生书》一文。文中蒋氏对于彼时盛传的其“代表江苏省教育会，又代表北大，逼先生辞职而并吞北高”的言论进行了详尽的辩驳，着重强调北高师归并北大之议实由陈宝泉首倡，而非陈氏所言其去职由于北大不肯与北高师 联络。后者事关北高师的内部改革。北高师学制原本效仿日本，1918年陈宝泉赴欧美考察后，决心借鉴欧美学制进行改革。在“白素”看来，北高师教职员群体分为东洋、西洋两派，此前为东洋派兴旺时代，自陈宝泉由美返校后，该派势力逐渐衰落，可见北高师改革确实触及部分教职员的利益。在挽留陈宝泉的全体大会上，北高师学生还将“东洋派诸教员反对改革学制”列入陈氏辞职的主要理由之内，可见北高师内部反对改革的势力对陈氏辞职确实不无影响。
“暗潮”的猛烈程度不止如此，在北大与北高师的矛盾、东洋与西洋派教员的矛盾之外，亦有报纸披露这一时期北高师改革导致了师生矛盾的激化。1920年12月23日，《申报》“北京通信”一栏刊有署名“吹万”的文章，据称陈宝泉因推行改革而问计于众，“学生告以学校之腐败，由于教习不良，必多易不良教员。教员闻之，则反其言以告，谓高师之坏，实由于学生不可教诲，舍将学生开除另招新生外无他法”。由此导致部分教员与学生群体之间日趋对立，使陈宝泉左右支绌，最终被迫辞职。
除了上述种种矛盾，北高师学生乃至社会各界多将陈宝泉辞职的原因归咎于外部因素，即江苏省教育会。在北高师全员大会所列陈宝泉辞职理由中，除了上述东洋派反对改革学制，另一条便是“某系某派欲肆其垄断野心而起”。因此，挽留陈校长委员会在决议中提出以油印宣传的方式，向各界揭露某省教育会某某系之野心。蒋梦麟在公开信中亦称：“谓先生（指陈宝泉——引者）之辞职，为某教育会某学阀之欲吞噬高师，及某系之逼迫而然；而传闻竟有谓江苏 省教育会欲并吞北高。”两相对照，可见当时确实有一种声音认为，此次北京高师校长风潮背后有江苏省教育会的影子。
时人之所以将本次校长风潮视为江苏省教育会“吞噬”北高师之举，与这一时期江苏省教育会在北京教育界的扩张不无关系。江苏省教育会为清末民初教育界的一大势力，在此之前借声援五四运动扩大影响力，并以此渗透入北京教育界——标志性事件有北大方面的“留蔡助蒋”。在此事件中，江苏省教育会诸多要员积极参与挽留蔡元培回校任职的具体运作。“留蔡”成功后，江苏省教育会骨干成员蒋梦麟以蔡元培私人代表的身份进入北大，接手掌管北大校务。对这一时期北大内部事务有重要影响、素有“鬼谷子”之称的沈尹默在《我和北大》 一文中回忆称：“蒋梦麟来以后，也就是黄任之（即黄炎培——引者）插手进来后，我就想离开北大。”黄炎培为江苏省教育会的实际领导者，沈氏言下之意是江苏省教育会势力已通过蒋梦麟渗透到北大内部，进而影响了北大内部原有的权力格局。因此，蒋梦麟拟替蔡元培代理校长职务之时，马叙伦所谓“北大原有几位怕江苏省教育会来抢北大的，便放了空气”，可见北大部分教职员对江苏省教育会在北京教育界、尤其在北大的渗透早已心生忌惮。正因如此，五四运动中“留蔡助蒋”后不久，又见北高师校长陈宝泉辞职，且蒋梦麟积极介入其中，北大、北高师师生乃至一般北京教育界人士不免将两件情节相似的校长离职危机联系在一起，对江苏省教育会在北京教育界的扩张之心生警觉，进而产生江苏省教育会欲“吞噬”北高师的认知。
回到前引钱玄同致周作人函，钱氏开门见山指出，陈宝泉辞职实与教育总长范源廉对其“驱逐”有关。值得注意的是，钱玄同将范源廉戏称为“黄炎培之仆人”，实际上是在暗指范氏背后的江苏省教育会势力，与当时的报刊舆论大体相符。在钱玄同写作此函之后一周有余，范源廉针对北高师校长风潮，特地发布《与教育界之对话》一文，以表明心迹。他声称因教育部普通司长张继煦调任安徽教育厅厅长而出现职位空缺，因此想调陈宝泉回部帮忙。而陈宝泉对于调任教育部普通司司长的回应，则是“初虽未允，后则因经费困难，而又多病之故， 故迭次辞职”。可见在范源廉欲调动陈的职务后，陈才有了主动辞职的举动。至于为何选择陈宝泉继任教育部普通司长，范氏并未作特别说明，仅称其与陈氏为旧交，且陈出任北高师校长即是受到他的委派，言下之意乃是出于对陈的信任与器重。这样的理由未必能够服众，加之当时江苏省教育会在教育界的大举扩张及兼有江苏省教育会背景的代理北大校长蒋梦麟的介入，有人将矛头指向江苏省教育会，大体亦属查无实据然则事出有因。
对于陈宝泉遭范源廉及其背后的江苏省教育会势力“驱逐”一层，钱玄同未作过多评价，仅在信中称此为平常之事，多少有些见多不怪之意。而对其北大同事陶孟和接任北高师校长一事，却进行了相当戏剧化的描写，其间还透露了 诸多关于此次校长风潮的关键信息。
首先，陶孟和本人对于接任北高师校长一事的态度。在已经公开的史料中，此次校长风潮中的陶孟和多呈现消极的态度。他之所以成为北高师校长的继任者，一面在于陈宝泉的书信推荐，而非毛遂自荐；一面则在于其“为日本高师学生，又曾赴美考察教育多年”，即有着于东洋、西洋两派间相对中和的身份。且据蒋梦麟所述，当他将继任想法告知陶孟和时，直接遭到回绝，后经反复劝说，陶氏才勉强应允，从中看不出其对于出任北高师校长有多高的热情。然而，在钱玄同的笔下，遭到北高师学生抵制而像夏寿康那样吃了“闭门羹”之后，陶孟和非但仍不死心，且与蒋梦麟、马叙伦等人协商如何继续“接盘”的办法，呈现出一副热衷于继任北高师校长职务的形象。陶孟和对于接任北高师校长一事究竟持何种态度？限于材料，现在尚难知其详，钱玄同所述至少提供了另一种可能。
当然，陶孟和对于继任北高师校长的态度并没有改变本次风潮的走向，北高师师生对于陶孟和的态度对事态的影响则至关重要。北高师学生抵制陶孟和继任的理由相对简单，主要为挽留陈校长，必须要驱逐继任者；且学生多认为陶氏属于北大派，而北大有合并高师之心，因此对其严加防范。北高师教职员对于陶孟和的态度则略显复杂。据彼时报道，有迎合者，如“西派教员半与北大教授接洽，而陶又为臭味相同之人，则陈之去，当亦所心愿”；亦有称陶孟和初来乍到而处置校务不当，且不予教职员回旋的余地，于是教职员们“遂鼓起风潮而借北大及浙江系欲并吞高师为号召，故宣言书攻击北大及江苏教育总会，惟据该校学生言此项宣言书，完全为同学之任教职员者所为”。联想钱玄同时任北高师教员，以其致周作人函中表现出来对江苏省教育会及陶孟和的态度，与上述报端言论进行比对，亦可印证此类报道渊源有自。
其次，马叙伦与此次北高师校长风潮的关系。在钱玄同的笔下，马叙伦与陶孟和、蒋梦麟一并参与解决北高师校长继任问题的商议，俨然属于策划此次事件的核心人物。对于马叙伦具体如何建言以支持陶孟和继续“接盘”,又在多大程度上介入此次风潮，钱玄同因非局内之人而所知有限，对此未有更多着墨，然而却从旁观者的角度对马叙伦在此次风潮中所扮演的角色给出自己的评价。这一时期钱玄同对马叙伦颇为不满，将其戏称作“古已有之公”即是调侃之举，且在与周作人的其他通信中多次对马叙伦进行十分尖刻的批评。在此次风潮中，钱玄同本对陶孟和继任之事持嘲讽态度，因此当他得知马叙伦参与了谋划 “接盘”行动时，直接称“岂不可笑”。
再次，章门弟子对于此次风潮的态度。通信双方——钱玄同和周作人，以及函中后文提及的沈士远、马裕藻，皆为当时在北京教育界有重大影响的浙江籍章门弟子。从他们对于此次风潮所展示的态度之中，可以管窥当时北大内部派系斗争之情形。
北大内部本已派系林立，随着“教授治校”模式的推行，教授群体手中职权相应扩大，内部争斗亦随之加剧。如上所述的章门弟子，除钱、周、沈、马四人，另有沈尹默、沈兼士、朱希祖等多人，为当时北大内部的一支重要力量，蔡元培担任北大校长初期受到他们的“包围”。因此，在江苏省教育会通过蒋梦麟渗入北大内部之时，章门弟子方面即与其产生摩擦，并随之展开对蔡元培的“包围”和争夺。
以此反观钱玄同对于此风潮的态度，其一口咬定陈宝泉辞职实为江苏省教育会作祟所致，除了受一般舆论影响，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章门弟子与江苏省教育会在此次风潮中的不同立场。此外，北大内部的其他派系对此亦有动作——蒋梦麟初入北大，势单力薄而根基未稳，因而亟需借助原有教员力量。 从钱玄同函中看，此时蒋梦麟已与陶孟和、马叙伦等人联络，并在北高师校长继任问题上达成默契。
江苏省教育会与北大其他势力的联合对于章门弟子一派而言绝非好事，尤其是对五四时期北大校务颇有影响力的马叙伦亦卷入此事，让某些章门弟子对于马氏的态度有所转变。在此之前，章门弟子内部对于马叙伦的态度并不一致——有对马氏持鄙夷态度者，其代表无疑是钱玄同，背后反映的是彼时北大内部的新旧之争；有对马氏持谨慎联合态度者，不少章门弟子认为可与马叙伦进行联络，诸如沈尹默曾与马叙伦联合“拥蔡”，却同时为“防止夷初出轨”而留 有后手。在此次北高师校长风潮中，马叙伦与蒋梦麟、陶孟和协商“接盘”，沈士远、马裕藻两位章门弟子中的代表人物对其顿时觉得不可靠，可见双方在此事上态度不一。
从北高师层面审视章门弟子对于此次风潮的态度，即可发现章门弟子的个中人物（包括钱玄同本人）属于北高师所谓“东洋派”的核心成员。如前所述，陈宝泉在北高师进行改革，“东洋派”是利益受损方，且可能与陈宝泉辞职有着一定的关系，因此函中看不到钱玄同为陈被驱逐叫冤，仅以“此亦常事”一语带过， 也就不难理解。继任北高师校长的陶孟和虽曾留学日本，本身立场却偏向“西洋派”,其若接任成功，对于“东洋派”而言难免有所不利；且若陶孟和与江苏省教育会势力结合，章门弟子在北大、北高师内部格局不免处于被动。因此，当钱玄同得知陶孟和继任碰壁后不免狠狠地挖苦一番，并对其与蒋、马二人商议继续“接盘”之举进行嘲讽。函中所见乃是钱玄同个人意见，章门弟子对此次风潮的整体态度恐怕亦相去不远。
（作者：林辉锋、孙思琪，来源《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18年第16卷第3期，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