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费尔巴哈1830年在《论死与不死》的文章中写道：“世界史的戍车是一辆拥挤的戍车。假如一步来迟，便攀登不上这辆车子；而且也只有当你摒弃一切古老的历史家具和器用，而只随身带上不可或少的、最必需的、最重要的东西，才能在这辆车上得到一席座位。”以世界的眼光看一国，将一国的发展置于世界历史进程中，是大航海时代以后，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偏离的宿命，中国历史尤其如此。以世界的眼光看中国，将中国的发展置于世界历史进程中，是中国学术发展最具有思想高度的学术视野。以西方民俗学学术传统移植中国为基础，立足中国的民俗学学术材料、本土资源、理论创新的中国民俗学，是一门天然性要求将世界性眼光和本土性实践紧密结合起来的特定学科。中国民俗学学界泰斗钟敬文先生的学术实践证明，他是一位在学术上贯通古今中西，具有敏锐而深广的世界性学术视野和思想眼光，又深深扎入中国学术沃土、人民文化、历史传统的学问家。这使他对中国民俗学创建和发展的贡献无人可以与之匹敌，使他能够开创中国民俗学、中国民间文艺学、中国民俗文化学等关于中国民间文化的系列学科并创建世界民俗学中的中国民俗学派，使他可以见人之所未见地开创一系列具有世界意义和世界影响的中国民俗学、民间文艺学、民间艺术学、民俗文化学的研究。他的世界性学术视野、人民性的中国学术立场、充满辩证思维的学术方法，是一笔宝贵的学术思想遗产。
钟敬文先生
一、 用西方的学术利器研究中国，构建中国民俗学的学术“世界观”和方法论
有人认为钟敬文先生的民俗学思想曾经是“具有比较排外的民族主义民俗观”。这是一个极大的误解或偏见。如果我们认真梳理钟先生的学术思想，我们能发现他的学术历程始终贯穿着两个重大的学术原则：一是始终坚持民俗学是一门发端于西方欧洲的重要社会科学，“民俗学现在已经成为社会科学中的一门引人注目的学问”，它对于中国的文化研究具有崭新的、无可替代的学术价值，学习它和运用它不能割裂它与世界的联系；二是始终坚持中国民俗学及其民间文化研究，既要汲取、运用西方民俗学、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文艺学等的理论和方法，具有世界性的视野和格局，也要时刻持守和保有中国立场，不拘泥于西方学术的框框架架，使西方的学术为中国的研究服务，同时也贡献和参与世界学术发展。他说过这样的话：“在世界上，中国是一个大国，也是一个文明古国。远在四五千年前，她的人民，就进入了文明开化的领域。她曾与亚洲的巴比伦、古印度，非洲和欧洲的古埃及和古希腊，先后成为人类曙光期的文化灿烂的国家。但是，在历史的长河中，这些曾经辉煌的古老邦国的文化，先后凋谢了。中国却有较好的命运。几千年来，她的文明一直延续着。随着时间的前进，她的群体更壮大了，多民族的民俗文化更加丰富，这使中国在人类文化史上和文化现状上，都成为一个特异的存在。在中国，上、中、下三层文化都很发达。但中华民族更大的文化金矿，在中、下层文化，即民俗文化中。它在数量上不但铺天盖地，异常丰饶，而且在质量上也到处呈现着耀眼的黄金碧玉。这些财富，是应该令我们的人民，我们的后代骄傲和自豪的。……作为中国的民俗学者，应该有这样的雄心壮志。我们的研究，不仅是为民族的，也是为世界的，我们应该在这方面做出贡献。”
五四及其北京大学的歌谣运动是钟敬文先生迈入民俗学的引路者。就像欧洲民俗学由民间文学发端一样，他也是从文学的角度入门民俗学（歌谣学）。他的歌谣搜集、发表、编集、评论当时就得到了著名学者和民俗研究家们的关注和肯定，使他从文学立场迅速进入民俗学领域。他编的《疍歌》由刘大白作序，被称为“在民间文学横的比较研究上，功绩是不容渺视的”。胡适在《白话文学史》中论及歌谣研究会的成绩，将钟敬文与常惠、顾颉刚、董作宾等相提并论。钟先生编的《两广地方传说》由顾颉刚作序，被称为“别开生面的书”。1927 年，钟敬文进入中山大学，同时在中国第一个民俗学会筹备起便介入和参与其中，他进入中国民俗学核心学术群体，从此再也没有离开中国民俗学的学术中心，或者说中国民俗学学术中心再也没有离开他，一直跟随着他的人生和学术轨迹。中大时期，也是钟敬文深度接受英国传统人类学派狭义民俗理论影响的时期。他的学术视野向世界打开。他与杨成志合译了《印欧民间故事型式》，他编辑的民歌里出现了《马来情歌》，他的论文写作更加专业化、学术化，有《楚辞中的神话和传说》《马头娘传说辨》《〈西南民族起源的神话——盘瓠〉书后》。在翻译《印欧民间故事型式》时，他也开始了中国民间故事型式的研究，后来以《中国民间故事型式》（1931年）发表，并被译为日文在日本发表，从而引起日本和欧美学界持续数十年的关注和好评。
1928年，钟敬文赴浙江杭州，翌年春在中学和浙江大学兼任国文讲师。在浙江的近七年（其间赴日留学两年多），他与一干同事加同好，立刻在民俗学事业上掀起了新的学术高潮。一是编辑出版民俗学刊物《民国日报》和《东南日报》的《民俗周刊》，二是迅速组织成立了“中国民俗学会”（1930年），主要人物有钟敬文、钱南扬、娄子匡、江绍原等。以钟敬文为主，编辑出版中国民俗学会丛书12种、民间文化资料小丛书10种、论文集2种，以及《民间》《妇女与儿童》《民俗园地》《开展》《艺风》《民众月刊》等刊物的一系列民间文学、民间艺术、民间文艺、民间风俗文化的“专号”、特辑、特刊等。在“中国民俗学会”名义下开展的活动，不仅使钟先生个人，也使中国的民俗学具有了一个总体性目标和追求，在学术上具有了更加深刻的学术自觉，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扩大了民俗资料的收集范围”。这种“扩大”的学术动力是基于中西学术两个动因。1.中国的学术启发。钟敬文1930年在《关于民俗——为杭州〈民俗周刊〉创刊作》中说：“记得刚刚逝世的梁任公先生，曾经说过这样的几句话：‘我国幅员广漠，种族复杂。数千年前的社会组织，与现代号称最进步的组织，同时并存。试到各省区的穷乡僻壤，更进一步到苗子番子居住的地方，再拿二十四史里头蛮夷传所记的风俗来参证，我们可以看见现代社会学者许多想象的事项，或者证实，或者要加修正。总而言之，几千年前一部竖的进化史，在一块横的地平线上可以同时看出，除了我们中国以外，恐怕没有第二个了。’”梁启超的这个民俗文化资料资源的思想，是推动钟敬文民俗学学术的一个文化内因。2.西方学术的比较和启发。在民俗资料搜集、调查方面，关注西方学术起源和现状并从中受益，钟敬文是民俗学这方面学术思想较早成熟的一位。他说：“就民俗学的范围说吧，许多重要的关于初民的信仰及社会组织形态的材料，在文明先进国如英、法等的学者，要辛苦地到文化比较落后的非洲、澳洲及亚洲、美洲的一部分野人部落中，才有机会发现获得的，在我们国度里，却如何丰饶地排列着，而让人取之不尽呦！”这个观点证明钟先生对西方民俗学、人类学的学习和理解，不仅涉猎于理论上的，也关注到它的资料学和田野作业的方法和方法论。所以，此一时期他的民俗学实践及其搜集资料的学术“就比北大和中大时期的民俗学活动前进了一步”。这“前进了一步”的内容，主要是将视野扩大到向来不被重视的一些民俗范围，包括民间绘画艺术、民间科学、民间医药以及少数民族民俗等。他随后总结经验时也再次提到此一问题上的中西关系。他说：“我因为受法国社会学和德国民俗学的触发，对于中国民俗学搜集和研究范围，觉得有加以开拓的必要。因为民间各种制度（原始政治、法律、经济等），民间科学、伦理以及民间一般艺术和语言等，过去我们的搜集者和研究者比较忽略或者不理睬，而它们正是很重要的民俗事象。为了把这种意思传达给一班同道并自己亲做些示例的工作，我写了几篇‘号召式’的短文和编了两三册专载这类民俗资料的书刊。”（1943年）
二是“加强了对民俗学理论和方法探索”。此一时期，他比北大和中大时期更加重视介绍国外的民俗学理论和方法。在中国民俗学会层面，钟先生主导大量译介了英国班恩的民俗学理论、德国学者爱尔克斯的中国神祇研究、日本神话学者松村武雄的地理民俗学和故事学理论等，还组织了首次与美国民俗学者爱伯哈特博士的访华和民俗学研究的国际合作。在个人学术研究层面，钟先生一方面深受法国社会学派狄亚《社会学》、居友《现代美学诸问题》、迪尔凯姆《宗教生活的原初形态》《社会学与教育学》、拉罗《艺术与社会》、莫尼埃《社会学与经济学》和英国人类学派安德留·朗的神话学、哈特兰德的民间故事学的影响，运用英国人类学派理论写作了《天鹅处女型故事》《中国地方传说》《金华斗牛风俗》等论文，同时也迫切感受到全面学习西方民俗学理论的必要性，并下决心赴日学习。因为明治维新后，西方学术文化全面进入日本，在欧洲民俗学影响下日本民俗学在亚洲先行一步，赴日留学，既可以学西方也可以学日本。他后来这样回叙其中缘由：“我1934年下决心去日本留学，抱有两个明确的目的：先是‘办货’。面对祖国民俗藏量极为繁复的现实，我感到原有理论和方法的力不从心。而国外民俗科学的进展，远的且不说，当时东邻日本就走在我们的前面。作为一个中国知识分子，我不能不受到一种强烈的振兴民族文化科学的心情驱使。我要去那里采经探宝，回来开设我们中国自己的民俗学‘铺子’。其次，是去考察日、中相似文化中，民间文学、民俗学方面的联系，以利认识祖国的民间文化。”在日期间，他如饥似渴地学习，每天泡图书馆达八个小时，除民俗学本专业的系统知识外，还广泛地涉猎了民族学、人类学、宗教学、语言学、原始社会文化史以及文艺理论、美学等西方人文和社会科学。最后的收获和效果是：“总算在从事学术的知识基础上铺上了几块大石头。这是我以后在发现问题和分析问题的能力上的重要凭借，它无疑是我的一份重要的治学资本。”当时和以后的事实证明，他的这个学术自信和自我判断是相当准确的，他在一些重大的学术机遇、学术机会窗口期、学术转折期，都能为中国民俗学发展“发现问题和分析问题”。能做到这些，既源自胸中有几块大石头作为学术压舱石，也源自此一时期形成的立足中国、胸怀天下、中西汇通的学术“世界观”和方法论。
二、用全球性视野研究中国学问和学术史，为中国民俗学发展“发现问题和分析问题”
掌握了从事民俗学事业应有的学术“世界观”和方法论后，钟敬文对中国民俗学发展获得了一种与时俱进的学术品格。他一方面不断拓展自己的学术视野，至晚年还对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进行辨析和运用，另一方面在不同的时期还就中国民俗学应对时代巨变提出战略性思想和理论，同时还用一种全球观对中国民俗学在20世纪遭遇的巨大动荡、冲击、挑战出现的重大学术史实进行学术史的研究，得出卓尔不群的研究成果，至今仍然是不可逾越的学术高峰。
春节期间钟敬文教授在延庆考察民俗
整个20世纪，钟敬文都站在时代前沿、学术潮头为中国民俗学鼓与呼。20世纪是一个空前震荡和世界互动的世纪，也是一个中国学术全面更新、不断调整、反复转向以适应现代社会建构与发展的世纪。就中国民俗学而言，由于钟敬文一开始就有中国民俗学“舍我其谁”的担当、使命、责任意识，所以他的学术经历对于现代中国民俗学具有贯穿和贯通性。面对五四运动、抗日战争、新中国成立、“文革”劫难、改革开放等一系列重大时代变迁，他都能审时度势地统领中国民俗学在艰难与曲折中勇毅前行、发展壮大。我们可以从钟先生在不同时代的几篇宣言式的文章和论文中，看到他的划时代性的学术贡献。
1．在崭新世界大势和全新的民族国家意识中响亮地倡导一系列相关新型学科在中国的创建与发展。这就是1934年发表的《前奏曲——〈人类学、考古学、民族学、民俗学专辑〉前言》。他首先指出，这几个学科在欧美已经相当发展了，而且对于西方的社会进步和发展发挥了“社会的工具”的作用。其次，他认为这几个学科在中国这样一个曾经有过高度文明如今却在现代文化上成为一个落后的古国，具有重建和新建的重要意义，因为它们在中国都有丰富的“前史”，具有“近代化”的前景，“在世界学术史上，是应该取得很荣誉的位置的”。再次，中国具有开展这几个学科得天独厚的优势。他说：“我们可以大声地说，从丰富的科学资料看，在现在世界上，还有哪一个民族，哪一个国家，比中国更适宜于做这一群学问探究的园地的呢？”最后，这几个学科，在当时中国知识分子努力顺应“世界革命潮流”、致力于民族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可以助力他们“当有更为优越的成就”。总之，“这一群学问绝不是一种装饰品或赘瘤，而是有利益于我们的社会，乃至人类整个的社会的上进、改造的一部分重要的知识 !”这篇学科宣言式的文章，是立足世界大势定位学术学科趋势，同时又在世界学术格局中谋划中国学术学科的定位和前景。这种学术战略性格局和思想，从此成为钟敬文学术的基本范式。
2．独树一帜地提出建设民间文艺学。1935年，在日本留学时期，钟敬文写作发表了影响深远的《民间文艺学建设》一文，首次提出了“民间文艺学”（即民间文学学或民间文学理论）。这个学科创建的设想，后来成为他一生学术志业中最重要的方向，也是成就最突出的领域之一。后来的历史发展和时代变迁，事实上出现了两个重要的学术限定或史实规定：一是中国民间文学成为中国民间研究、民间文化研究的主流和主体，只有此一领域契合“人民创作”的时代背景和苏联语境的规制而居于学术中心；二是民俗学在相当一个时期被打入学术冷宫，只有民间文学研究被保留、提倡和强化，民间文学和民俗学这两大学术学科的一升一降，使民间文艺学不期然而大有用武之地。所以这篇文章的出现和它的学术影响、历史地位、深远意义非常需要重新做出历史评估。此文以其卓尔不凡的学术直觉和预见，踩中了历史的命脉，构设了一条中国学术的草蛇灰线。文章有三个学术切入点：一是强调民间文艺的特殊性，从特殊性出发，使民间文艺学区别于一般文艺学，将其从文艺学中独立出来，将民间文学从一般文学区别开来。这个讨论依据的是五四以来歌谣运动中民间文学为一般文学服务及其当时认定的二者之间的关系。由学科的独立自建，就必须讨论民间文学自身的独立特性。钟敬文提出了几条至今依然过硬的不刊之论。第一，民间文学是“彻头彻尾的集团的创作品”；第二，民间文学是“纯粹地以流动的语言为媒介的文艺，就是所谓‘口传的文艺’”；第三，民间文学有自己独特的机能（功能和构成机制），“是民众维持生存的一种卑近而重要的工具”。二是强调民间文艺学的系统性，即这个学术对象内容庞杂但具有内在的整体性、整合性，同时这个新学科具有自身研究目标的整体性和整合性。民间文艺学要研究民间文艺的特点特性、民间文艺的外表（形式）和内容、民间文艺的起源问题、民间文艺的机能等。三是强调了民间文艺学的方法论，实际上重点阐述了自己建构民间文艺学对西方学术理论的学习和借鉴。其中提到并展开介绍、比较、提取了法国孔德的实证主义、德国文艺学家埃尔马亭迦的《文艺学的法则》、法国社会学家莫尼哀的《社会学入门》等理论与方法。也就是说，他的民间文艺学理论思想不是凭空想象的，而是具有现代性意义的新型学科，主要的理论武器和思想来自西方民俗学、哲学、文艺学、社会学，因而这门学科也是一门世界性的学科。欧洲民俗学起于民间文艺，学术对象重在民间文艺，但却名之为“民俗学”，钟先生依循此学术传统，但又敏锐地发现“民间文艺”可以而且应该独立成学，所以响亮提出“民间文艺学”的学科主张，既为民俗学预留广阔的学术空间（这与他的人类学、考古学、民族学、民俗学并举的学科群思想相关），又为中国民俗学和民间文艺学研究开辟了新的空间、新的可能、新的境界。
3．为新中国民间文学事业做出理论奠基。新中国的成立，是一项改天换地的伟大历史巨变。胡风为此写诗表达这个新世界的到来，说：“时间开始了。”一切都有一个从新的政权政治、新的文化观、新的历史主体、新的历史观国家观、新的时代发展要求来适应、调整、新创、再建、重述的过程，百废待兴、百业维新是涉及方方面面的时代语境。历史既有沿革也有新进、既有传承也有发展。1950年，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成立，钟敬文是发起人也是主要主事者。他和他的民间文化学术一起进入和来到一个全新的时代。面对全新的时代语境，他倾尽力量奋笔写出大作、力作《口头文学：一宗重大的民族文化财产》。他满怀激情和憧憬地写道：“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国几万万人民依照自己的愿望和意志，建立了一个完全摆脱封建统治和帝国主义压制的国家。现在大家正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忘我地努力着。我们要在自己的国土上，创造出一种完全属于广大人民的理想的社会制度和生活文化。我们在写作崭新的历史。”对民间文学事业的崭新历史阶段，他首先是从世界学术和全球视野予以定位。其中包括四个维度：中国新文艺凭借和借鉴的文化财产，“有今天世界进步的国家的文学、艺术，有欧洲各国资本主义社会初期乃至远古的比较健康的文艺成果”，也有我们自己民族长期创造和继承下来的许多有价值的作品，其中，“口头文学就是这些财富中的一宗”。这是把“人民的口头创作”视为世界文明文化遗产的一个具有高度性的确认。中国口头文学这份重大的民族文化财产可以成为民族的和世界的荣耀。他说：“我们这份文化财产，如果充分发掘出来，并加以科学的整理，那不但是我们民族的一种夸耀，同时也是世界人民（特别是劳动人民）的一种夸耀。”对民间文学予以充分肯定不仅是西方民俗学传统，社会主义苏联有成就的文学家也有深刻的体认。“高尔基说过，俄国的民谣就是俄国的历史”。推人及己，中国亦然。他提出了一个杰出的论断：中国口头文学里具有爱国主义精神的作品“是真正的‘民族魂’的表现”。让人民创作中的经过千百万人民在数不清的年代中鉴定和陶炼过来的形象和真理“再活在我们的作品里”，“这是过去从东方到西方，许多伟大作家走过的路，在今天它还是一条可走的道路”。基于这样一种四维的宏阔视野，他进一步根据中国社会主义文化立场和价值，重估了中国口头文学遗产的历史、社会、文化、文学、美学价值。包括以下五个方面：①歌颂劳动和劳动者；②肯定集体的力量；③颂扬反抗压迫；④反抗异族压迫和体现爱国主义；⑤赞美新生活。与时代的新变一样，钟敬文对中国民间文学的认识也增添了全新而全面的内容，为新中国民间文学事业做出了理论奠基。
4．开启民俗学、民间文化研究的报春花。经历“文革”的文化劫难和文化的历史性曲折，1978年的改革开放是一个历史性转折。在1978年春，钟敬文就发起了七教授倡议书，联合署名的是一批我国学界泰斗，即顾颉刚、白寿彝、容肇祖、杨堃、杨成志、罗致平、钟敬文。这份《建立民俗学及有关研究机构的倡议书》由钟先生起草。他依然是立足于世界情势提出中国问题。民俗学在中国隐身或者中断差不多有数十年光景。这是他的一个心头之痛。所以，他首先指出，当今世界许多文化科学比较发达的国家都有民俗学这门科学，在有些国家民俗学还有着相当高度的发展。中国作为一个世界上具有优越社会、政治制度的国家，作为一个文明之邦、文化古国，“难道我们可以没有一部分比较像样的民俗志和民俗史著作吗？难道我们可以没有一些足以列入世界这门科学书库的专门论著吗？”其次，他指出，在世界范围内，中国的民俗学研究“不仅拥有极丰富的资源，而且提供了极为难得的民俗变化规律的观察条件”。这是中国历史悠久、文明未曾中断、文化体量庞大、多民族民俗丰富多样、文献材料史不绝书的特点决定的，是世界绝无仅有的。再次，这门学科可以为世界人文科学增添成果，为世界学术宝库贡献科学成果。再次，中国是社会主义的大国，全世界人民“都在睁眼注视着我们”，这种注视尤其体现在迫切希望了解我们社会的历史和现状，而民俗和民俗学正是让各国人民对中国知风观俗、增加理解的实用之学，因此也是有效的国际宣传的门径。因此，面对在我国中断了多年的这门科学，他呼吁使它“能够在新的社会基地上迅速发荣滋长”。这个呼吁立刻引起关注和重视，中国民俗学从此起死回生。
民间文艺学虽然没有完全中断，但也在“文革”中饱受摧残和扭曲，亟需拨乱反正。1979年初，钟敬文发表《谈框子》一文，提出一系列极左思潮下的学术禁锢、框子和学术纠偏问题。这些需要突破的框框，包括把民间情歌诋为“下流”，把民间传说、故事、小戏骂为封建糟粕，把民歌手、民间艺人当成思想犯，把人民创作看成封资修的腐朽的反动的文化。他指出，这一系列的对民间文艺的污蔑，必须予以正本清源。与此相关，这些思想流毒和极左理论，也与更深层的理论和思想方法的约束相关，特别是“古为今用”的狭隘化框框，即把古代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只用来为当前某些政策、社会运动效劳，于是只拿现在的社会政治、法律、道德、风习和思想的标准去衡量民间文学、要求民间文学。他深刻地指出，这是缺乏民间文艺科学知识而致。所以，在政治意义上的正本清源外，他特别强调民间文艺学知识的回归、强大，要具备民族学、原始文化史、比较神话学和民俗学等科学知识（这些知识与知识分子和普通民众也疏远了很多年了，久不为人所知了）。另外一个框框是文艺理论（文艺学）的框子。就是说，“文革”以来或更长时期里，民间文艺和一般文艺混为一谈，早就被分辨的民间文艺和一般文艺的区别，又被忽略和忘却，二者被不加区别地混为一体，使学术上出现大后退，并形成新的强制性条条框框，不允许民间文艺科学地发展和研究。因此他如同当年发表《民间文艺学建设》一样，呼吁重建自己的民间文艺学和民间文艺史。该文引导了民间文艺的正确轨道，主要观点又在随后的四次文代会期间召开的中国民间文学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钟先生讲话《把我国民间文艺学提高到新的水平》（1979年）和当时产生震动性效应的昆明《思想战线》编辑部召开的座谈会上钟先生发言《建立具有中国特点的民间文艺学》中得到集中表达并连续产生广泛影响。这是中国民间文艺研究打破坚冰的破冰之举，是报春花式的学术檄文。
5．在世界学术格局中建构完整而宏阔的中国民间文化学科群，提出中国民俗学派的世界性学术使命。在20世纪30年代，随着他的学术思想的定型和成熟，他就不拘泥于西方民俗学的学术结构和框架，首先在民俗学之外提出了民间文艺学，随后又在民间文学之外提出了民间艺术学、工艺学，还对中国文化的分层分类分型提出了不同于以往的上、中、下三分法。他是从民间文化所包括的全部对象来建构学科建设学术的，而不是以现成的学科只研究既定的对象且无视那些居于民间却又未被纳入研究范畴的文化存在。他的学科群思想的出发点，是研究中国的民俗性文化，而不仅只是为了发展独立的中国民俗学，即是为了和针对文化对象（民俗文化）的，而不是针对民俗学科的。所以，当一门学科覆盖不了，就建构另一门新的相近的、延伸的、相关的学科来补充之，成为从各个角度、方向、层面进入，实现对民俗文化的全面研究和整体研究。这是一种实事求是的精神。他在晚年还提出新创“民俗文化学”就是一个典型学案。成稿于1991年的《民俗文化学发凡》，是钟敬文先生晚年郑重提出的最后一个新学科建构设想（学科概念初成于1989年的《五四”时期民俗文化学的兴起——呈现于顾颉刚、董作宾诸故人之灵》），1996年相关论述结集为《民俗文化学：梗概与兴起》出版。钟敬文指出，他提出此一学科概念，有两个重要的“考虑”，其中首先一条就是国际民俗学研究普遍遵循的规律：从本国国情出发。他说：“世界各国的民俗学研究，大都有从本国国情出发的不同路数。有的国家偏重于未开化民族习俗的研究；有的国家侧重研究上、下两层文化学的升沉交流规律；有的国家呼吁发扬自己民族的文化传统；也有的国家苦苦寻觅本国文化的根源……”显然，这里对各国民俗学研究的观察得出的不同“国情”，包括了不同国家的民俗文化资源特色，也包括不同国家民俗学兴起的特色及形成的研究风格和学术特色。钟敬文正是从这两点出发，指出中国的研究国情在于具有独特的民俗文化资源，是中国文化内部里的中、下层次文化，中国民俗文化的创造者和传承者是农民、渔民、工匠等多样的劳动群体，中国民俗文化还拥有特别丰富的民俗文献遗产并因此与上层文化产生深刻的历史联系。这些都“在世界其它国家并不多见”。而五四及其歌谣运动，则形成了中国民俗文化研究的中国式学术特色。这个学术特色有几个特点：第一，它发生时的以平民的白话代替传统的文言、用白话写新诗，反映了一种思想、文化载体方面的重大变化，是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情况相类似。“这是世界上新旧思想、文化更迭时经常出现的现象。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和日本明治维新以后的文字改革时期，都有过类似情况。”第二，它使一向被贱视的下层文学的地位得到提高。第三，非常大胆地提高了通俗小说、戏曲等通俗文艺的地位。第四，它首次呼吁对民族民俗资料的调查与搜集。“这四种事实，要比单纯的民间文艺学的范围远为宽泛。”他进一步指出，这些超出民间文艺学范围的事实，表面上可归于民俗学范畴，但“也是文化学现象”。由于这些事实归属于两场同时展开的文化运动，即五四运动、现代民俗学运动，说明这两场运动的多重联系，在理论上“它们表现了两个学科（民俗学与文化学）之间的交叉现象”。所以，“用从前的‘民间文艺学’、‘民俗学’等名称去概括这些表象，显然有些不够。于是，我大胆创用了‘民俗文化学’这个新名词。”钟敬文的这个历史考量和学术考辨，无疑是深邃的、深刻的、深远的，尽显学术大师的风范，也是对五四运动历史意义的一次别开生面的揭橥。也正因此，他在提出学科概念后，继续探索，继而全面搭建起一门新型的交叉的学科构建。而这个完善学科的构建，他又将其与世界学术史上的学术传统进行了有效对接，使其作为学科依然由来有自。他这样揭秘他的学术创新创见的奥秘：“在民俗学史上，较早将民俗纳入文化范畴的，是英国文化人类学先驱t.e.泰勒。他在19世纪后期发表的巨著《原始文化》（1871年）中，把习俗与知识、信仰、艺术、法律等现象，统称为‘文化’，并把研究这种现象的学问称为‘文化科学’。这是一个学术史上的里程碑。我们正是根据这种精神创立这种新的文化学支学——‘民俗文化学’的。”钟敬文先生建构的民俗文化学是一个具有完整理论结构和丰富饱满的学科体系的，是民族性和世界性完美统一的学科设计。
对于完全是由西方传入的民俗学，钟先生并没有否定它的西方性，也不否定它的学科独立性，但是对于这门西学在中国的发展壮大，他采取了另外的学术策略，响亮地提出了“建立中国民俗学派”的学术主张并著文为《建立中国民俗学派》（1999年），为中国民俗学发展做了立主脑、树标杆、壮筋骨的规划。其中，有这样几个世界性的观点和论证：第一，中国民俗学派是世界民俗学中的中国学派，这是世界民俗学看中国民俗学的正确的定位，我们过去无此自觉，今天需要这种学术自觉，而且需要理直气壮地予以标志。第二，中国民俗和民俗学前史具有中国特色，也在世界民俗学史上应有一席之地。“在过去漫长的历史时期中，中国人在记录、编纂民俗资料的勤奋上，在考察民俗事象的方式上，以及在叙述民俗文化的态度上，都表现了自己的民族性格。中国的民俗学，从来都是中国人用自己的眼睛、心灵、情感、人生经历和学理知识来创造的学问，是中国人自己在描述自己的民俗志。”“在世界民俗学史上，恐怕也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吧。”第三，无论世界上哪一个国家的民俗学，实际上都有一个不同于人类学、民族学的特点，“只有民俗学是一国性的”，“但人类学和民族学都是世界性的”，“民俗学本来就是一国民俗学，在学术上更应该具有中国的特点。中国民俗学者应该认识到它，并去发展它。要使我们的民俗学有意识地成为独立的学科，并做出自己的成绩，去丰富世界文化的宝库。”中国学派不是自闭于世界，而是参与世界民俗学的一个路径。第四，中国民俗学的独特性格是多民族的一国民俗学。这也有世界意义：“中国民俗的丰富程度，世界其他地方不一定有，很宝贵，我们假如把中国的多民族一国民俗学建设好，就是对世界文化史宝库的一种丰富。”第五，给世界文明带来好处，“我们的研究，不仅是为民族的，也是为世界的”。第六，建设中国民俗学派要加强对外国本学科名著的译述与介绍，利用各种条件展开本学科的国际文化交流，积极学习、消化、借鉴西方民俗学的理论与实践的有益成果。
（作者：向云驹，来源：《民间文化论坛》，2023年第4期，节选，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