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音乐》在2021年第一期，刊发了关于西北师大音乐系历史梳理文章(以下简称“西音文”)团。文章史料丰富,揭示了北京师范大学与西北师大音乐系一脉相承的传承关系。本文在“西音文”基础上,对北京师范大学早期音乐教育史(以下简称“北音史”)的叙述做了进-步研究和补遗，望以此揭示我国早期音乐教育之事实,探究美育教育在中国百年发展的曲折之路。
一、京师大学堂师范馆时期“乐歌”流行
《音乐百科全书》之“北音史”词条称:北京师范大学源头自京师大学堂师范馆阶段,设有“乐歌”课。“西音文”对此用“可能有”来推测。“西音文”中说“作为维新变法影响下以学堂乐歌方式逐渐被国人了解和认同的歌唱形式，可能早在京师大学堂时期已经萌芽”。而笔者从最新发现的史料证明不仅是萌芽，而“确实有”，并逐步发展。
1905年考入京师大学堂译学馆的学生、著名辨伪史学家张心澂在其《译学馆忆录》中介绍该校设备时写道:“本馆买有风琴一架,放置在风雨操场右边三间平房之一间内。这三间小房为本馆西北角靠街的地方，离课堂宿舍都远，不致为琴声所打扰。还买了全套军乐，够组成一支军乐队之用。”在介绍该校学生课余生活时还写道:“本馆有风琴一架,惟学生有几百人,下课后或星期日捷足先登,后到的很难轮到，更不容一人占据多时从事学习。有志学习的，在息灯就寝后偷偷起来,带了洋烛、洋火和歌谱,前往配钥匙开门或从窗子进去，点起烛来，从容练习一、二小时，然后回宿舍就寝。督学局开办星期日音乐讲习班，不收费，有教师教练，也只风琴一架。本馆和其他学堂的学生去参加的不少,以后一次比一次人少,以至有时只到了一二人，教师也不来了，就此无疾而终。本馆有一套军乐，有人教练,学生欢喜军乐的去受教练,居然组成一支军乐队，能出场演奏……学生的娱乐最普遍的是星期日，三三两两相伴,听京戏……”。
根据张心徵叙述,提到“歌谱”一词，说明在学生中有唱乐歌的现象，而且督学局(相当于现在的教育局)派教员来教。尽管根据师范馆首届学生王画初、邹树文、俞同奎的回忆文章可以确定，师范馆没有乐歌之类的音乐课程团，但张心徵的叙述证明，当时馆内有学生参加了“星期日音乐讲习班”学习，尽管仅在休息日，但足以说明“乐歌”已经进入了校园生活,成为当时普遍的课外生活。
张心徵的叙述还有一个重要的线索:京师大学堂译学馆内有一套军乐,居然组成一支军乐队，能现场演奏。为此，笔者还找到可印证这段话的史料。
这照片已经很不清晰了，但照片上的字很清楚地写着京师译学馆音乐会第一期纪念会合影”“光绪丁未孟冬(即1907年农历10月)”等字样。《音乐百科词典》之“音乐会”;词条称我国人办的最早音乐会是1907年上海孤儿院举办的来自社会各界参与的音乐会回。据此判断,这张照片译学馆“音乐会”照片,对《音乐百科词典》中“音乐会”词条的印证具有极大的历史参考价值。
如果再根据师范馆学生俞同奎回忆说，他们同学当时对兵式体操都很感兴趣，尤其穿上“着操服”自感有种赳赳武夫的气概团。1908年《论今日办学士绅》一文称:“今日之学堂，大多注重体操一科,并辅之以军乐，但使排队外出时，革履橐橐,铜号呜呜，脚步整齐,音节皆合，以为尽教育之能事。”还可用来旁证的材料是1905年5月27日，京师大学堂第一次运动会就有“军乐”演奏伴随回。这说明张心徵在1905年入学之前京师大学堂就已有全校性的军乐演奏活动存在。
由此可见，早期京师大学堂“兼容并包”“中西并用”重视师范教育,体现了康有为、梁启超的变法主张，为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的发展设计了良好的开端。无论是“乐歌”还是校内军乐的开展都是对近代“美育教育”的初探，尽管实践方法不同，但目的都是朝着培养近代高等人才的方向努力。
二、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期间“附设音乐训练班”
1912年民国建立后，京师大学堂师范馆发展为“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目前对“北音史”研究相对权威的资料中只是笼统地提到1912年时有乐歌课，“西音文”在此基础上提到了“附设音乐训练班”史料。据《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十周年纪念录》[(北京高等师范学校1918年(4月)编印四，以下简称《录》],笔者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
在《录》中之该校“大事记”载，1916年9月，该校改“音乐(必修)科为随意科”。即只是有些“部”(也就是现在的各专业)开设“乐歌”或音乐随意科，且时间不一，随意选修,不给学分回。乐歌课的地位反而下降了，为何出现这样的矛盾现象呢?
原来，民国四年时，袁世凯下令要求扩大北高师招生规模，于是该校校长陈宝泉呈报大总统扩招计划中拟添招预科(一年毕业)三班和手工图画专修科等，于是“五年一月，便聘冯孝思即冯亚雄为兼任教员,担任预科及手工图画专修科乐歌教授”。按照当时北高师校长陈宝泉的说法是“1916年，为了提倡美育,附设音乐训练班”，于是,1916年3月成立音乐练习会(班),1917年9月办第三期高、初两级音乐练习班，1918年9月办第四期(军乐练习班新招23名学生练习团)。校长陈宝泉的口号是“愿本校职教员 学生努力向美的直线进行”。于是，1916年10月还组织国歌练习班，11月设音乐教室。该校还设有“雅乐社”(在教员研究室授课)。游艺部也设有音乐会,分国乐、雅乐二组，聘专家教练之。回可见，即便音乐课在正课内的地位下降了，但在课外几乎是全面开花。
直至1920年的一份调查报告还称该校“正课外设有高初级音乐练习班和军乐练习班，各一年毕业自由报名”。此外还有专门的“游艺委员会”(游艺室有箫笛等乐器)，有“国乐研究会:分昆曲雅乐二组。由学校聘请专师教授”。再有，该校校友会游艺部中的“新剧组”，“第一次演出就挣得七八百元，作为平民学校的基本金,她们的叫座的能力可见，北京学生联合会筹建时，她们也在第一舞台新明大剧院去表演”。
笔者大胆推测，此时教育实践者们，把美育教育延展到更广泛的艺术领域，除了乐歌课、军乐队的社会化普及,在校园开展民族艺术的教育，为我国民族艺术现代教育迈出历史性的一步。
三、被历史忽略的冯孝思和《新声乐》
从《录》中的“现任职员录”(172页)可以看出，1916年1月起，冯孝思(冯亚雄，上海宝山人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担任乐歌教员,并成为该校史上第一位“专任”乐歌教员。此时该校还有一名兼任课外音乐活动指导教员叫简兴照(京兆宛平人,1918年来校)。1916年《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友会杂志刊登的冯亚雄(冯孝思)编曲、章厥生(该校国文教授)作词的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歌谱》。该伴奏音型基本上就是“分解和弦”伴奏。别看伴奏比较简单李叔同的乐歌伴奏谱基本都是后人后来帮他整理出版的,这基本上就是最早公开发表的有伴奏谱的乐歌了。不仅如此，上文提到的文献说明冯亚雄在此还教钢琴，且他还回忆说在北京……梅兰芳找我去教钢琴”。1920年4月27日，冯孝思(亚雄)以北京高等师范音乐教员身份还对北大音乐研究会的演出发表专门的评论文章,指出其中风琴独奏者指法娴熟，但用谱简易;钢琴独奏指法娴熟但用谱“单薄”等问题(直至此时，该校仍只有冯孝思一名专任乐歌教员24)。
此外，1922年,冯孝思即冯亚雄还制定出北京高等师范《乐歌科课程标准》。不管如何评价这课标，毫无疑问,这是我国最早制定出的音乐课程标准。我们以往都认为刘质平1923年制定的音乐课程标准是最早的。这显然要更早。再有，他还先后组织1923年、1924年的大型的附中音乐会，有的学者说这是柯政和冯孝思共同倡议举办的，其实柯政和1923年8月才刚来该校任教，而冯孝思自1917年以来，一直还担任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中音乐教师，1922年的该校附中职员表显示他此时还是“音乐科主任教员”。1921年毕业于该校附中的学生何姓回忆说:“(学校当时)常常举办各种音乐会，欣赏中外名曲，还组织乐队，分文乐队和武乐队(军乐)等。”遗憾的是，学术界更多学者一直都把这功劳说成是柯政和的。如果说1924年的音乐会有柯政和参与是可以理解的,但1923年的音乐会，柯政和才刚来不到两个月，无论如何他也组织不起来(但确实有他参与表演的节目)。
1924年,冯孝思还又和范源廉(作词)合作创作新的《北京师范大学校歌》(附钢琴伴奏)是北高师沿用很长的一套教材。此间，他还和萧友梅合作创作歌曲《月》(冯孝思作词)。尤其在1924年11月，冯亚雄还出版著作《新声乐》一书，由(北京琉璃厂)求知学社出版。陈聆群认为，《新声乐》是一本带有钢琴伴奏的独唱曲集,这也是至今少人研究的艺术歌曲集之一。
（国立北京师范大学校歌）
这段史料可以告诉我们，学堂乐歌时代最高峰，出现了艺术歌曲创作，有重唱，有歌剧化的表现形式，且带有钢琴伴奏。冯孝思的《新声乐》曲集是我国艺术歌曲研究史上意义重大的一部教材。
四、“美育”在课外开花
1912年8月至12月，陈瑞祥(俊亭,直隶人)在此兼任“体操、乐歌”教员。1913年1月至6月，“李士奎”(实书，直隶人)在此兼任军乐教员,并设“军乐练习会”，该会章程称这是“(本校学生)课余练习军乐以提倡军国民精神为宗旨。练习地点在花厅，学生自愿参加，一旦参加就不得中途退学”。李士奎任会长。溥仪皇帝称李士奎是“前内城守卫队的军乐队长”。1915年4月的《政府公报》显示，李士奎现为“宣武上将军行署军乐队队长”正拟升任“军乐长”。可见该校对学生的军国民精神教育的重视程度。
1915年，袁世凯政府颁布的《教育纲要》等于取消了“美育”，提倡“复古”。这不仅使得“中西音乐会”办不下去了,北高师此时也降低音乐在正课的地位,表面.上是按照袁世凯政府要求，但仍然贯彻“尚武”宗旨，重视军乐练习倒也成了变相“提倡美育"的新举措。
1934年该校编写的校史载，民国四年一月(1915年)，袁世凯个人捐银二万元，另批财政部筹六万元用于该校扩招。这样的好事来了谁不愿意“听话”呢?尤其袁世凯喜欢军乐，调来冯孝思管乐专家来教军乐练习班就更理所当然了。冯孝思曾经帮助曾志态打理“中西音乐会”。于是1917年,袁世凯去世后,教育部批文称“批冯孝思音乐学校俟经费稍裕即当筹设(第一千四百七十六号，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这就是北高师陈宝泉1916年提倡的“音乐训练班”的再发展，证据见1917年新闻报道称“北京高等师范陈筱莊近以音乐一科，于社会教育极有补助，拟在本校内开设音乐专修馆，以期造就完全音乐人才，闻正筹划款项,不日开办云云”。因此，教育部批文跟新闻报道其实是一个事。《录》中第27页在介绍该校各科教学之后，在介绍“课外练习”时也称该校在“正课之外并设高级初级音乐练习班，军乐练习班”。重视课外军乐教学,加强袁世凯赞同的军国民教育宗旨外,该校顺势而为,将美育教育向社会普及,将校内音乐练习班拓展到社会。另解可见《录》之60页的介绍，该校“为社会而设立”了“社会教育”，其设立的理由是“学生是社会服务之预备员”，因此要求“本校学生按期实行社会讲演”，“并佐以音乐助其兴趣”。学生暑期到乡村劝设国民学校。这关系到通俗教育的开展”。这不仅跟上述新闻报道吻合，且此时冯孝思正担任教育部通俗教育会”聘员，即相当于现在的音乐教研员，负责的正是陈校长所谓的社会教育之“通俗教育”。1916年该校第三次运动会的大合唱还用钢琴伴奏。此时该校“乐器(只)有二种供九件”。冯孝思1959年在接受沈璇采访时说:“以后(指“ 中西音乐会”办不下去后)，我就到了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那里有音乐系，我教管乐、钢琴、乐理……“冯孝思这用的“音乐系”概念应该就是“音乐训练班”的意思。
从这段历史细节的搜集中，不难发现，早期音乐教育有识之士,已经意识到了艺术社会普及的意义,这也是我国音乐历史上最早的“社会艺术培训”的起源。用音乐陶冶百姓情操，以期提升国民素质,他们在早期音乐教育历史上是勇于实践的代表。
五、北京师范大学早期音乐史重要人物
冯孝思是1912年随曾志态来北京办“中西音乐会”的，比1923年北京大学的音乐传习所创建的乐队早了14年。他能获得来北高师任教机会跟他参与“中西音乐会”的社会影响力有巨大关系。遗憾的是，我们以往研究几乎都只关注他在“中西音乐会”时期管乐专家的事迹,但对他在北高师任教期间早期音乐史方面缺乏深入研究,1924年他出版带有钢琴伴奏的歌曲集《新声乐》,有重要历史研究价值。
1913年1月至1916年7月，杨书升(论秀,直隶人)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兼任“乐歌、音乐”教员,1914年1月该校成立“乐室”，“二月编校歌成”。杨书升这个名字从未在音乐教育史著作中出现，但他却应该是影响我国民国初年音乐教育的重要人物之一。杨书升于1914年起，还在教育部教科书编纂纲要审查会和“教育部教授要目编纂会”中任“乐歌学科”审查员，负责上述事项“审查及编纂事宜”。这可能是那时音乐界人士在政府中拥有最高音乐权力的人。目前学界对此人没有研究,笔者研究获得的简略史实如下:杨书升是直隶定县人(现在的“河北”人，日本弘文学院毕业，曾任(北京)四川中学校音乐教员,1913年1月来北高师附中任乐歌教员,兼任北高师乐歌教员。
据笔者调查,这“陈筱莊就是该校校长陈宝泉(1874-1937，字筱莊,天津人。1897年考取京师同文馆算学预备生，1903年留学日本弘文学院师范科，后成为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首任校长。笔者查询1921年后即陈宝泉卸任校长后该校继续编写的校史，几乎再也查不到单独叙述音乐信息的史料了。
1925年以后由于北伐，特别是1927年军阀张作霖占据北京后带来的政局动荡，北师大也随之变迁频繁。再后来的北高师音乐教育史基本为学界所熟知。因此，本文就不再重复叙述了。
笔者认为,早期美育教育历史代表人物蔡元培公开地提出了“美育教育”是史学公认的事实,但本文史料给我们揭示了在蔡元培之前的学者们，如杨书升、陈宝泉、冯孝思等历史上默默无闻的教育先驱对近代中国“美育教育”大胆创新，他们的远见卓识和非凡勇气为中国早期音乐教育打下了重要的根基。
结语
从京师大学堂到北京师范大学，再到后来很长一段时间引|领中国近代化音乐教育的向前发展。从20世纪初把音乐与动作、体操结合，到本世纪六七十年代从生活出发使音乐课堂教学从视谱、乐理、欣赏(作品)大大扩展,再到当下“新课标”提倡的“双减”与“双增”，中国音乐艺术教育的路径始终是一个流变的过程。正如著名教育家奥尔夫他反复强调的，这是一个“吸纳百川流向大海的、永远在变化中，永远在流程中的一种教育”。
然而目前我国师范教育面临着实践教学的困境，怎样在新时代中从中国的文化传统里总结出一套突出民族文化艺术的综合性艺术教育体系与方法, 这是我国目前大多数高校教师的困扰。希望北京师范大学早期音乐历史经验，启发我们今日艺术教育的“实践”思路,推陈出新，不负使命。
（作者：曹卉，来源：《中国音乐学》，2022年第3期，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