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我国先进的知识分子扛起“科学”与“民主”的大旗,率先开展了思想解放与文化启蒙的新文化运动。北京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阵地，拥有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以下简称“北京高师”)、北京交通大学等著名的高等院校。随着新式教育体制的建立,学校领导对学生自治大力倡导。在“学生自治”思潮的影响下成立了一批由学生自发组织的科技社团，如1916年成立的北京高师数理学会、1918年成立的北京大学数理学会、1920年成立的北京大学地质学会等。他们多以集合同志、联络感情、研究学术、促进交流为宗旨，开展包括学术演讲、创办期刊、翻译书籍、科学普及等在内的各项活动。这些高校所属学会虽然在专业性和学术影响力方面难以与中国科学社等一些综合性科技社团相较，但作为科学共同体的初级形态，对于提升学生科学素养、培养学生学术兴趣、维系师生同仁感情均有裨益。
1912年，陈宝泉任北京高师校长后，以“诚勤勇爱”为校训，采取校务公开原则。他不仅及时借鉴北大的改革经验，而且在推行学生自治和平民教育等方面成绩斐然，使北京高师成为新文化运动中北大之外的又一重要阵地。其中1916年10月成立的博物学会在所创办的期刊《博物杂志》上刊载了大量介绍生物进化论、遗传学等方面的文章,这正与新文化运动初期倡导的“优胜劣汰”主张相互呼应。博物学会在当时具有-定的影响与代表性，是颇具研究价值的个案。通过对该学会的研究,不仅可以揭示北京高师博物部学生在组织传播动物学、植物学、地质学等科学知识方面所做的活动与努力,而且有助于认识高校科技社团的形成与变迁。迄今为止，国内学者对于北京高师博物学会的研究较少园，且大多都是作为《博物杂志》的创办单位被简要提及，而对于学会创办的宗旨、章程、职员、会员及其他会务等方面尚未做过系统的分析，关于学会的发展变迁、《博物杂志》的主要内容还有很大的研究空间。鉴于此，本文根据现有的史料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北京高师博物学会开展实践的历史细节进行深入考察,以推进对该学会系统的研究。
1 北京高师博物学会的成立及其活动
1.1学会的成立
1916年10月,北京高师博物部学生和教员发起成立了博物学会，讨论通过了《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博物学会章程》(共14条,以下简称“《章程》”)。《章程》规定:学会定名为“国立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博物学会”。该会以研究博物学理及博物教授方法为宗旨。学会会员涉及广泛,不仅包括本校本部学生，外校生愿意入会者也可介绍入会，具体由下列人员组成(其中职教员及毕业生为特别会员、肄业生为普通会员):“(1)本校博物部在校全体学生;(2)本部职教员及曾在本校博物部毕业学生;(3)本校他部学生愿入本会者得由本会会员二人介绍入会;(4)凡校外人员愿加入本会者得由本会会员二人介绍入会”。会务方面分讲演部、研究部及杂志部分别开展各项工作。同时，《章程》规定会中设名誉会长一人，“推本校校长充之”,赞助本会一切事宜;名誉干事若干人，“推与本会有关系之职教员充之”，负责指定本会研究题目及人员并审定研究之内容及审阅杂志稿件”;正会长1人，总理一-切事务;副会长1人,遇正会长缺席时代理其职务;书记4人, 掌理文件、记录事务等;庶务2人，“经理本会杂物”;会计2人，“管理本会收支”。这些职员的任期除名誉会长、名誉干事不定期外均为一年。经首届选举干事会选举，决定由徐中昱任正会长、李景阳任副会长。会场设在北京高师博二教室，事务所设在校内的博物研究室。
此外，《章程》还规定该会会期分两种:一为职员会，职员会没有固定的日期，必要时由会长随时召集;二是大会，每年召开一次,于每学年开始时召开。会员在开会时除特殊事务之外不得缺席或中途退场。北京高师博物学会会员人数众多，在1919年所记载的会员录中:特别会员包括王烈吴续祖、沈溯明、俞明谦、陈宝泉、陈映璜、翁文灏、张永樸、张起焕、彭世芳、雍克昌、刘先鸷、鲁世昌、魏崇睃等14人，毕业生会员包括王克赞、王瀚声、李约、郝汝彦吴运章、胡宗灏、温鹏年、申鸿璇、李景阳、郭世英、冯良田、李开定等53人，普通会员包括王修身、董延禧、谢起文、徐延展、黄元吉、向大光、俞谟、江锦梁、黎坤鸿、吴昌麟、夏耀南、徐元良、刘仁、范正恩、上官 垚登等66人，合计共133人（图1）。会费分两种:(1)普通会员每年交纳会金1元,分十月、四月两期交纳;(2)特别会员任意捐纳。
（图1 北京高师博物馆会员合影）
1.2举行学术演讲
学会在成立之日起就设讲演部，负责学术演讲的相关事宜。从1916年10月创办学会至1919年4月间，共举行讲演会22次，44篇演讲稿涉及动物学、植物学、遗传学、卫生学等知识的介绍。演讲者多以博物部教员、学生为主体。其中有博物部助手兼附属小学教员张起焕、附属中学教员雍克昌、以及诸多毕业后从事博物教员工作的学生，如李开定、李景阳、李焕彬等;从事博物学教科书编著工作的朱隆勋、张起焕，他们以培养中学生的兴趣和思想为目的，编写了许多由北平文化学社出版的动物学、卫生学方面的 教科书，图文丰富、内容详实。如《植物形态学》(1933)、《初中师范新标准——卫生学》(1933)、《初中师范教科书——动物学》(1933)。
在邀请专家莅会演讲方面，北京高师博物学会付出不小的努力。从1920年至1923年,相继有翁文灏、丁文江、章鸿钊等近代地质科学的开创者，现代生物学教育家谭熙鸿，以及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地质学教授柏克(berkey)等专家学者应邀演讲或进行指导。表1所列为该会邀请专家演讲概况。
表1 北京高师博物学会邀请专家演讲概况表
| 专家姓名 |
时间 |
演讲题目 |
| 丁文江 |
1920 |
谱牒与哲嗣学 |
| 谭熙鸿 |
1921 |
达尔文学说及其趋势 |
| 谭熙鸿 |
1923 |
拉马克进化学说 |
| 翁文灏 |
1923 |
对于自然科学的大概观念 |
| 章鸿钊 |
1923 |
达尔文的天择律与庄子之天钧律 |
| 柏克 |
1923 |
地质学之创造者 |
谭熙鸿在北大执教的同时，还在北京高师博物学部兼课，讲授植物学、进化论与遗传学。在谭熙鸿之前，著名地质学家丁文江也在北京高师博物学部兼课，讲授遗传学。北京高师博物学部的学生提到彼时该博物学部“由于这两位名师的光临，曾轰动一时”。丁文江的讲座介绍了哲嗣学国、天演论、生物一系论、物竞天择论、用进废退论以及研究遗传性的方法，突出研究哲嗣学的重要性和现实意义。谭熙鸿所做的讲座“达尔文学说及其趋势”和“拉马克进化学说”，在演讲中批判了新达尔文学派“虽说进化，而所说出来的结果，却不是进化”,新达尔文学派片面强调“竞争”就能进化，夸大了竞争的功能作用,忽略了其间的因果关系，使学生对进化论学说产生更深刻的认识。翁文灏作为博物学会的名誉干事，对学会的会务给予极大支持，不仅指导研究、刊发文章,同时也作了《对于自然科学的大概观念》的演讲。他批判教育界对于纯粹科学研究的缺乏，并提出研究自然界的三种方法:观察、分类与推论。章鸿钊在“达尔文纪念大会”的演讲中主要将东西方关于物种变迁方法差异的学说进行比较。柏克博士受邀作了题为《地质学之创造者》的公开演讲，听众多达数百人。他首先介绍了地质学的发展过程，然后重点介绍了三位著名的地质学大家:德国的地质学家维尔纳(abraham gottlob werner)、苏格兰的地质学家赫顿(james hutton)以及英国的地质学家史密斯(william smith)。同时也向听众介绍了在研究地文学、动力地质学、考古地质学等方面的著名学者。演讲活动丰富了学生的博物学知识，成为传统课堂教学的重要补充。
1.3召开达尔文纪念大会
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作为外来的科学思想，从戊戌变法到五四运动前后成为当时中国社会的主流思潮。从改良派到革命派再到五四时期的先进知识分子无不受到进化论的熏陶。陈宝泉在《博物杂志》创刊号的祝辞中就论及达尔文学说的广泛影响与深刻意义:
昔者达尔文研究生物学，发明物竞天择优胜劣败为进化之原则。自氏之种源论出版而十九世思想为之开一新纪元。不特博物一科,乃至邦国种族、宗教、伦理、政治、社会等无不受其影响。
北京高师博物学会为纪念这一伟大人物，从1921起每年的2月12日都召开达尔文诞辰纪念日(图2)。纪念大会一般分为下午的演讲会与晚上的聚乐会，演讲会请国内外知名的专家论述达尔文相关理论，有时还展示收藏的各种标本仪器。聚乐会由学生组织表演话剧等娱乐活动。例如1923年2月12日召开的达尔文百十四周年纪念会:下午一时起开讲演会，晚七时起开聚乐会。“下午二时由本部主任刘基磐先生报告开会宗旨，次由德国大生物学家杜里舒讲,再为章鸿钊先生讲演题为达尔文的天择律与庄子之天钧律,会者甚众颇极一时之盛，五时半摄影闭会”。演讲会上,章鸿钊将庄子的学说与达尔文学说进行比较,论证了庄子不主张“有方向的变化”的三种理由以及两学说在个体与整体、平等与不平等方面的差异，将两者各自的价值之处得以展现。演讲会结束之后,于晚上七时半又召开达尔文聚乐大会,首先由主席魏文明报告开会宗旨,其后由同学说各种笑话，演各种趣剧至九时半散会。
（图2 1921年达尔文诞辰112周年纪念会合影）
1.4对外联络与交流
新文化运动前后成立了众多高校所属社团，他们创办了涉及数学、物理、地质、化工等科学知识的学术期刊。北京高师博物学会在成立之初就决定“与会外宗旨相同之团体为学术上之联络”。陈映璜在首期发刊辞言:“同人治博物学而有会,会立而有志，岂欲以学竞耶，亦将验夫互助之原理尔。”因此，博物学会鼓励学术上的积极交流，倡导办刊上相互支持，在《博物杂志》的页面经常为学术期刊进行宣传与推广。例如第1期有《博物学会杂志》《工学》;第2期有《教育与社会》《北京大学月刊》《新潮》《理化杂志》等;第3期有《英文丛刊》《实际教育》;第4期有《新教育》《史地丛刊》《劝业丛报》《哲学杂志》等。其中刊登数量较多的是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博物学会创办的《博物学会杂志》,宣传的内容包括该刊的办刊宗旨、栏目、内容、目录、出版周期等。并称赞该杂志:“材料丰富、研究真确、实验解剖各图尤称精美,诚为我国现代博 物界惟一无二之 杂志也。”同时，武昌高师博物学会的会员如辛树帜在《博物杂志》中刊发文章，《博物学会杂志》 等期刊也刊发介绍《博物杂志》的办刊概况。这种学术上的交流研讨，发刊上的团结互助，为学界了解科技期刊，为科学知识的互通与传播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1.5修改会中简章
修改会章是北京高师博物学会除上述会务外的又一重要活动。博物学会于1919年、1922年两次修改学会章程，其中以1922年修改的内容最多也最为重要。这次修订首先在名称方面有所修改,将“国立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博物学会”改为“北京高等师范博物学会”。在组织机构及职员职务方面有全新的安排(图3):组织机构中新增总务部，取消讲演部，研究部及杂志部依然保留。职员中裁撤了名誉会长、名誉干事、正会长、副会长等职位,增添了总务部主任、书记、庶务、会计:主任“总理本会一切事宜”,书记“掌理文件记录等事务";庶务“经理本会杂物”，会计“管理本会收支”。另外,研究部分为生物组与地质组，职员每部各3人,研究范围分为8项:生物组有植物学、动物学、生理卫生学;地质组有矿物学、地质学;两组共同的范围有审定博物名词、中学博物教科书以及博物教授法。研究部的细则中还规定了研究之程序:命题→选题→指导会→讨论会→发表。杂志部分为经理与编辑:经理中包括“代派一人”“交换及赠送一人”“预约及零售一人”“印刷及变换广告一人”;编辑中包括“总编辑一人”“编辑五人”。显然，章程的修改使学会的组织机构更加精简流畅，组织运作更加程序化、规范化、系统化，规章制度得以进一步完善。
（图3 北京高师博物学会组织结构）
2 创办《博物杂志》
2.1《博物杂志》概况
（图4 《博物杂志》创刊号封面）
发刊是北京高师博物学会的一项重要会务。学会成立后积极筹划刊行《博物杂志》(the magazine of natural history)。该刊于1919年9月由博物学会编辑出版(图4),在学术品位、栏目设置等方面都体现出了较高的水准，是我国较早刊行与生物学、植物学、地质学有关的博物学杂志。它以“阐发博物知识及学理”为宗旨。这一宗旨与学会会旨“研究博物学理及博物教授方法”相呼应。由博物部普通会员即学生会员中选举产生编辑干事6人，负责征收稿件，核对后交总编辑审查排列。总编辑为1人，由博物部教员担任,教员“对于稿件有删改去取之权”,创刊时由博物部教务主任兼动物学教员陈映璜担任总编辑。该刊不分卷，计划每年发行两册，以月、12月为出版期。但自1919年创刊到1925年停刊，每年出版1期或2期，目前可知共发行8期。第1期为16开本直排，第2期改为横排，开始时由北平市财政部印刷局印刷，第5期起改由中华书局印行。
《博物杂志》所设栏目分为6个方面:(1)图画:“凡关于博物.上之摄影及实验解剖图等属之”;(2)论说:“新研究之论文及新学说属之”;(3)演讲:“本会演讲稿及来宾演讲笔记等属之”;(4)报告:“会员之调查报告及旅行日记属之”;(5)译著:“翻译东西文之著作或新学说属之”;(6)杂纂:“凡关于博物上之趣谈及琐屑短章属之”。实际出版时还添设了传记和研究两个栏目，多为生物学家的传记和博物相关的研究报告。笔者补充前人研究的不足之处，找到全部8期的刊载内容,经统计，不计图画栏目和附录(包括会报、会员录等),这8期共刊文163篇。其中论说(第5期起改为论著)栏目载文38篇,研究栏目载文37篇，译著30篇，杂纂24篇，报告17篇，演讲11篇，传记6篇。从表2可以看出，《博物杂志》所刊文章主要集中在论说、研究、译著等栏目。在学科分布.上,所刊载的163篇文章中:生物学相关方面的文章有130篇，占总数的80%;地质学领域的有26篇，占16%;化学方面的文章1篇，有关自然科学、博物学概论方面的文章有6篇,这两类共占4%。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博物杂志》主要以传播生物学知识为主要内容。此外,每期的文未会附上“会报”,主要介绍学会的重要会务、职员改选、会员变更等会务。若上一期刊物中有错误之处，下一期杂志的最后还会附上“刊误表”加以更正，显示了《博物杂志》办刊的严谨态度。
2.2《博物杂志》的内容与特点
《博物杂志》中生物学领域的文章分为生物学常识,生物遗传与变异规律,生物学家、生物学说、生物发展史，生物学调查研究报告,生物学实验和教学方法五个方面,涉及动物学、植物学、遗传学、生理学等。地质学领域的文章涉及地质灾害、矿物研究、地质调查报告以及地质学发展史、地质学教学等方面的内容，虽然文章数量不多,但 已经体现出地质学本土化研究的起步与发展。值得注意的是，我国 早期著名的地质学家翁文灏在《博物杂志》上发表了8篇与地质学相关的文章，占地质文章总数的三分之一,足以见得该杂志的重要地位。化学领域的一篇文章是由谢起文翻译的《五十种试验》，文中通过描述化学元素在化学反应中的现象,介绍甄别化学元素的试验方法。有关自然科学、博物学概论方面的文章涉及博物学科的教授方法、博物学的重要地位以及对纯粹自然科学研究的方法与态度的倡导。
《博物杂志》中最为重要的内容是对生物进化论的传播。该刊对于进化论的传播内容,并未像《新青年》等期刊，为适应国人急于摆脱民族危机的心理，将生存竞争、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的进化论基本原理用于解释自然界、人类社会、国家民族、伦理道德、文学艺术的进化。而是在近代生物学初步发展的历史背景下，以纵深的时间尺度、横向的空间跨度,从自然科学角度传播进化论。对进化论学说的理论概念、形成过程、发展历史、未来趋势、科学意义做一番论述与探讨,为还原生物进化论科学的真实面貌起到不容忽视的作用。从篇幅来看，该刊一共刊载了16篇进化论的相关文章,对于篇幅较长的稿件采用连载的形式，如刘炳炜所著《遗传概论》连载3期，在杂志中颇具独特性。此外，翻译国外学者所撰写的文章，也是传播进化论学说的重要途径。博物学会的学生会员吴怀瑾、曹永福、江锦梁、刘仁、俞谟相继翻译了日本学者高桥坚、亚瑟汤姆森(arthur thomson)、葛利普(a.w.grabau)、赫克尔(ernst haeckel)等著名学者的文章。这些学者中如葛利普是20世纪具有重要影响的古生物学家和地质学家;赫克尔是德国的动物学家、进化论者、达尔文主义的支持者。他们更加关注生物进化学说中的本体论认识、方法论原则和伦理学要求。翻译外文名著，不仅介绍了国外对进化论学说所持有的观点与态度，所运用的理论与例证，同时也开阔了国人的视野，锻炼了学生的各项学术能力。但是,在翻译的过程中存在名词译法不统一的问题。由于不附英文原名或原词，在阅读时难免有混乱之感。如遗传学家孟德尔或译为孟德勒，有的译成孟特尔;魏斯曼译成外司门;优生学有的译成“哲嗣学”等。
通过考察和分析稿件,我们发现《博物杂志》具有如下特点:
第一,作者群较为单一。该刊稿件共由69人撰写、翻译或记录(包括记录稿原作者)。除陆鼎恒身份不能确定外，只有辛树帜一人为外校即武昌高师博物学会的成员。其余有47人是北京高师博物学部的学生，占总人数的68%。这47人中既有毕业后从事博物教员工作的学生，如刘校经、丁宇学、熊大楠、李树声、李毓奇、申鸿漩等11人;也有在读学生如谢起文、王修身、龚启鋈、董延禧、廖昌斗、陈震飞、袁喜聪等36人。另有18人为北京高师博物部教员,有张永樸、翁文灏、丁文江、彭世芳、吴续祖、雍克昌、张起焕、陈映璜、王烈、刘先鸷、谭熙鸿、谢恩增、王善佳、陆费执、黄以仁、刘基磐、陈宝钧、李顺卿。这表明该刊作者绝大多数是北京高师博物部的学生。
第二，《博物杂志》所刊载的文章在对科学知识的语言表述上平实易懂，内容撰述上由浅入深，符合民众的文化普及水平,利于民众的理解和接受,体现出科学性与大众 性、专业性与普及性相结合的特点。如1919年刘校经所写的《说遗传》一文，从亲身所见的案例引出遗传，“余任教席于江西省立第一小学校,其时初等班有一学生,手生六指。后开恳亲会时，学生父兄中亦有一六指者，询之即此生之父也。又余母年少白发,而余兄弟三人，长兄而外,均年未弱冠,而发已斑白，此得谓非遗传性乎”。从日常生活的角度提出遗传是什么,之后便由浅到深,阐述了遗传与变异之间的相关性,并对新达尔文主义“谓外界之影响毫无关于新种之发生”的解释提出三点怀疑。行文由简单到复杂，由问题到结论,逻辑清晰，内容详实,让民众对于何为遗传学有了全面性的认识。
第三，《博物杂志》在形式上图文搭配，对于重要物种的介绍都配有清晰的插图，尤其是实验报告的解剖图。各实验的解剖图在文中或者每期的图画栏目都有附图，图上都清晰地标注了解剖对象整体与内部结构的名称,对于其形态和器官组织都进行了详细的文字描述与说明。例如荆桂森所写的《绿桑螺之解剖》:首先简要介绍绿桑螺所属的科名及学名，然后对其生长环境、外形身体结构进行说明，“除壳而外，身体由头head足foot外套膜mantle内脏囊visceral sac四部而成”;然后再对内脏里的消化器、呼吸器、循环器、生殖器、神经系等部分进行分别介绍;最后对具体的解剖步骤与方法进行了详细的说明，还有“每次取一完全器官系即须用一个材料,观察神经系时更须小心”等提示。全篇语言通俗易懂，生动形象，结构组织所用的专业名词都在其后附有英文学名。附图(图5)中图例分为两类,1、2、3、4数字等用来标注外部及内部组织结构,a.|、p、m等字母分别标注绿桑螺的后足、侧足、前足、中足等，详尽且清晰有序。
（图5 绿桑螺解剖图）
3 学会的消亡及原因
《博物杂志》与1918年由武昌高等师范学校主办的《博物学会杂志》是两种较早的由高校所属科技社团创办的博物学杂志。但遗憾的是，《博物杂志》在出版8期后于1925年1月停刊，并未像《博物学会杂志》一样在后期转变为专业的生物学期刊，而学会的相关活动也随之停止。究其原因,笔者认为除了与当时军阀混战所造成的动荡的社会环境有关外，还包括两个内在原因。
其一是缺乏经费。该会经费来源主要有两项，即普通会员缴纳的会费和特别会员的任意捐款。从捐助情况看,校中教师捐助较多。如1922年度博物学会的经费收支中翁文灏捐了10银元、黄以仁5银元、向大光3银元、张醉新3银元、雍克昌3银元，在经费中占据相当比重。北京高师“改大”固后，学校陷入了难以为继的经费困境。学校及博物部教员对博物学会的资助与捐款无法保证，导致《博物杂志》的刊行出现资金不足的情况。这从学会纪事中可以得到佐证:《博物杂志》前五期的印刷费“共用八百二十五元壹 角二分六厘，本会共付七百壹拾元二角六分，对除外尚欠壹百壹拾肆元捌角陸分陸厘，截至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止,除本会所存现款对抵外，尚亏空七拾玖元伍角陸厘”。可见当时学会已出现运转亏空，经费困难,如何维持刊物的发行已经成为学会要面临的难题。因此北京高师博物学会在1922年末召开的新职员会讨论会上就会费问题进行探讨，议决“发印通知单摧索”缴纳会费。
其二为北京高师的激烈动荡。1920年11月，校长陈宝泉向教育部提出辞职，北京高师学生为争取陈宝泉留任,成立“挽留陈校长委员会”，并责成自治会维持秩序。几经波折之后，陈宝泉留任未果，陶孟和亦未成功接任。而后由于学校经费困境，几任校长拂袖而去，出现了长时间无人长校的状态，酿成一次声势颇大的校长风潮。至1925年10月，张贻惠上任之时，学校因一年多没有校长而陷入瘫痪，负债已达四十多万元。另外,北京高师数理部组织的数理学会及其主办的《数理杂志》,在出刊四卷共15期后,于1925年12月停刊，其停刊原因是:“迨后负责无人,会务停顿，更因国事纷纭，学校经费奇窘,杂志难如期出版，数理学会仅名存实亡，迄十六年(即1927年)秋，当局禁止集会,数理学会无辜封闭。”这也为学校激荡乃北京高师博物学会消亡原因之一提供了佐证。这些内部因素直接加剧了北京高师博物学会走向消亡的进程。
4 结语
北京高师博物学会诞生于新文化运动时期，是民国新式教育体制及中国科学社影响下的产物，它所开展的活动是科学启蒙精神的践行，是中国科学体制化在高校展开的一个历史侧面。在会务和组织制度方面，北京高师博物学会已经具有西方近代学术社团的一些特征。如学会定有明确的宗旨和章程，会员接受现代科学的训练,领导成员由民主选举产生，学术研究、演讲及会费的缴纳都有明确的部门]进行管理。
从学会的发展来看，发行《博物杂志》是其最主要也是成绩最显著的会务。《博物杂志》中一半以上的稿件来自博物部学生的学习和研究成果，其中的一些颇具学术水准。同时，邀请翁文灏、丁文江等著名科学大家撰稿，并重点介绍进化论学说在自然科学研究中的指导意义。在当时国内缺乏专门的生物学期刊,博物学研究刚刚起步的情况下，这对便于国人学习和研究现代生物学、地质学与了解国际动态具有不容忽视的意义和价值，为启蒙民智、培养本土化科学人才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除发刊《博物杂志》外,学会在召开达尔文纪念大会、邀请专家演讲与指导、对外交流和联络、修改完善章程方面都付出不少努力。这些活动促进了学生的汇聚,为其学术成长提供了平台。在人才培养、联络同仁感情方面也有较大的贡献。学会的会员毕业后大多数成为全国各地中小学校的博物教员，还有许多日后成为我国生物学领域的领军 人才。如我国著名的动物学家、教育家，中国鱼类学奠基人之一的陈兼善 。博物学会为新旧会员举办的欢迎会、欢送会以及聚乐会，活动日趋多样化,既维系博物部师生感情,又反映学生积极活跃的精神风貌。遗憾的是,由于经费问题、北京高师的激烈动荡及社会环境的影响，学会随着新文化运动接近尾声很快退出了历史舞台。
（作者：杨可鑫 李斌，来源：《中国科技史杂志》，2022年第2期，略有删改）